羅致光議員辦事處編印
一九九七年四月
「路漫漫其脩遠.....」
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立法局會議上，羅致光議員提出動議：「有鑑於每年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超過五萬三千名，本局促請政府從速制定全面的新移民政策，以協助他們盡快適應香港生活及建立歸屬感，並同時在各項政策中作好準備，以應付可能有數萬名根據《基本法》規定而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內地兒童，九七年七月一日後短時間內大量來港，對社會帶來的沖擊。」動議在無異議中獲得通過。新移民的議程，再一次在立法局和民間得到熱烈的討論。
九六年五月，《新移民政策綠皮書》出版。這是一份民間出版的政策諮詢文件，文件從教育、就業、社會服務、醫療、居住等方面，剖析現時新移民所遇到的問題，及政府所提供的協助，並嘗試就新移民問題提出一些分析及建議，目的是引起社會的討論和政府的回應，最終希望能改善現時新移民的政策和服務，為協助新移民的適應，及將來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公民社會，定立一個良好的基礎。
九六年五月至今，立法局和民間一直就新移民服務作出跟進和討論，政府亦由拒絕承認新移民的問題至肯定他們的需要，並就新移民政策作出了若干的回應和改善。對於新移民的情況及困境，社會普遍已有一定認知和關注，但就如何看新移民的需要及如何協助他們適應及融入香港生活，輿論仍是莫衷一是，若是隨便訪問一個香港居民，他們對新移民的心態，或許仍在接納與抗拒、同情與歧視等等極端的心情中徘徊。在制定協助新移民的措施時，政府雖成立了中央督導委員會負責協調監察新移民服務，卻仍缺乏一套全面的政策，對將來乏遠見，政策目標更是付諸闕如。
新移民以每年五萬四千多的人數抵港，九七年七月一日後約有三萬五千名根據基本法而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兒童尚在輪候來港，這些都不是小數目，他們對於香港的社會設施與服務也會做成一定壓力。長遠而言，新移民對香港整體人口結構有很大的影響，他們的質素亦將是我們未來社會的質素，他們是否能適應香港的生活，進而貢獻香港社會？香港是否能消化這些人口？若我們現在不盡早作準備，待問題出現時才尋找解決的辦法，等於把更複雜的問題留給將來的社會，這又是否我們期望的處理方法？這些課題，實在值得政府以及整個社會作出深刻反思，從而釐定長遠的移民政策以至社會政策。
《新移民政策綠皮書》在印製後，受到各界的歡迎，曾多次加印及大量影印，仍未能滿足需求。經過一年以來的討論及在政府政策上的轉變，我們覺得有必需將原有資料作出整理、更新。是故，我們印製了這份白色封面的《新移民政策》，目的在釐清新移民政策背後的概念和目標，並會提出若干政策建議。若說《新移民政策綠皮書》的目的在提出問題和引起討論，這本白皮書則可說是嘗試建立一套理解新移民問題，協助新移民適應的架構，以供社會各界參考討論。期望，最終能促請政府盡快制定新移民全面政策，幫助香港市民達致共融，使香港社會更多元化，更富接納和關懷。這或許是一條漫長的路，卻是我們樂於爭取的。
以「新移民」這個名稱來形容由內地移居香港的居民本來並不合適，不過由於「新移民」這個名稱在香港已廣為使用，亦遠較「由內地移民香港居民」為簡單方便，故此，在這份文件中，我們仍沿用「新移民」這個名稱。
「新移民」亦沒有一定時限的定義，在綜合援助中有居港超過一年的限制，永久居民及入住公屋亦有七年之限，但這些都不相等於「新移民」的定義。由於不同人士來港定居所需的適應時間都有不同，任何時限的定義都會是隨意的。在這份文件中，「新移民」便是泛指「初來」香港定居的居民。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相信沒有誰會反對這個說法。香港的成功，可說是一代一代內地移民來港的奮鬥故事，這些移民為香港帶來了技術、資金和大量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為香港帶來生機。香港亦因著善於適應，「窮則變、變則通」，創造了這個經濟的奇跡。
不少人會問：早期的中國移民當中，大部份都是一無所有的，政府從未為他們提供任何援助，他們也未得到什麼社會福利，卻也不見任何適應上的困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協助這一代的新移民呢？新移民從未對香港有任何付出，為何能享用香港的資源與福利？
其實，每代的新移民有其不同的情況，這一章將會交代移民的歷史背景，在了解這一代的新移民情況時，若能對其歷史背景多一分了解，或能對問題的解答看出端倪。
香港史上出現了數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可說是發生在一九四九年至五十年代初，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當時很多在戰時回中國避難的港人都紛紛從國內返港，加上四八至四九年間，中國爆發內戰，大批內地居民湧入香港，造成人口大幅上升。五零年代，香港人口已由戰後初期的六十萬上升至二百三十萬。這批上百萬的內地移民，當中不乏從上海而來的企業家，以及一些身懷技術的技工，他們為日後香港從轉口港轉變為工業城市提供了有利條件，亦為香港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
在六二年及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相繼發生了兩次移民潮。六十年代，內地局勢受多次政治風波影響，人民生活並不理想，不少中國居民為了逃避政治風波及尋找更好的生活而來到香港，當時來港後生活水平仍是相對的貧窮，租住板間房的情況亦甚為普遍，但由於整個社會的市民大部份都是窮人，七十二家房客互相幫忙，齊齊奮鬥，生活自然較易捱過，其時又正值製造業在香港發展至巔峰階段，與此同時，新移民正好為勞動市場提供了生力軍。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入境人數激增。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迅速，香港和中國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分別，遂吸引了不少中國居民來港，由七二年開始，中國居民來港的數字相當可觀，在一九七八年更上升至每天310 人。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來港新移民年齡分佈以年輕力壯，勞動力較強者居多，而男性亦比女性較多。隨著本土意識增強及因著香港經濟成功而產生的優越感，香港人對內地移民也多了抗拒感，「亞燦」等富歧視的稱呼出現，但由於當時社會經濟情況尚算理想，新移民要找到可餬口的工作並不太難，改善生活也是可望的。
對於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香港政府一直採取相對被動的角色，以往更是容許廣東省的居民自由進入香港。在五零年底，因應大量新移民來港，港府為了遏止人口的急速增長，遂採用配額制度限制內地移民入境，其時中國當局每天約簽五十個出境證，為處理日漸繁重的入境事務，政府更於一九六一年八月正式成立了人民入境事務處。不過，雖云配額制度能限制內地移民入境，但其實，根據港府的抵壘政策，只要能成功避過拘捕而進入香港市區範圍的內地移民，皆可被接納為香港合法居民，故此，所謂的合法移民，實包括持入境證及成功抵壘的內地居民，至於闖境失敗的非法入境者，也一直為數不少。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大陸入境人數續增，一九八零年八月，非法入境人數竟達每日四百五十人(一年可達十六萬人)。政府乃實施了一連串措施：包括取消抵壘政策及立法要求十五歲以上人士攜帶合法證明文件並逐步替市民換領不易仿製的身份證。而非法入境的人數亦隨著抵壘政策的取消而由八零年之高峰回落，人口增長率亦相應回落。
多年來，政府對內地入境移民的政策一直停留在入境控制方面，似乎在默默宣告，只要入境人數維持穩定，政府的責任便告一段落，至於新移民入境以後如何融入社會，則交由新移民及其家人自行面對。
許多新移民來港以後，根本從沒有接受政府任何的援助，這在上一代的情況尤其普遍。縱然多次的移民潮已引起社會人士及社會服務機構的關注，但基於政府的政策，新移民服務的進展可謂是蝸牛上樹。
為了控制持續增長的中國移民數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政府禁止持有雙程證的合法入境者申請延期居留；八二年香港與中國當局曾舉行有關控制中國移民人數的雙邊討論，雙方商定每天的配額為七十五個，這個配額並沒有設定分配方法。自此以後，出境證成為中國居民合法來港定居的唯一途徑。簽發出境證的決定仍是中國當局的職責範圍，香港政府在審批程序上並無參與，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現時的安排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仍予繼續。
為了讓根據基本法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擁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國內兒童，以及與本港居民配偶分居十年以上的內地配偶能有系統地進入香港，政府在一九九三年與中方達成協議，由七月一日起把每日的入境配額由七十五人增加至一百零五個，其中十五個是給予合資格的兒童，另外十五個則是給予合資格的配偶，其後由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起，把合資格兒童配額增多三十個，合資格配偶的配額則增多十五個，總共一百五十個，配額之分配如下表:
表2.1 現行政策下之配額分配方法
配額 |
長期分開(十年以上)的配偶 |
合資格的子女 |
其他 |
總數 |
總數 |
30 | 45 |
75 |
150 |
事實上，近年不少本港居民回內地娶妻，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述，九七年後，這些本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兒女將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並擁有本港的居留權。是故，基於人道的考慮，以及為了避免這批兒童在九七後一湧而入，政府是有責任讓他們有秩序和有系統地進入香港的。據政府估計，現時約有四萬多名合資格兒童以及七萬多名婦女輪候來港。在現行的政策中，一百五十個配額中有一半是指定給那些與家人團聚的兒童及婦女，至於餘下那七十五個未經指定的配額，根據保安科所透露，其中再有二十一個是分配給九七後在港有居留權的兒童，其餘的亦是以發給家庭團聚個案為主的。
隨著社會情況及入境政策的改變，不難想像近期入境的中國居民主要是以家庭團聚為理由來港的，他們主要是兒童和婦女， 試看自九一年至九六年以來的入境數字：
表2.2 近年內地來港新移民數字
年齡 |
性別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1-9月) |
組別總數 |
0-14 |
男 |
4,152 |
4,437 |
4,780 |
6,238 |
8.799 |
11,870 |
40,276 |
女 |
3,449 |
3,416 |
3,616 |
4,918 |
8,001 |
10,943 |
34,343 |
|
15-24 |
男 |
2,381 |
2,339 |
2,949 |
2,936 |
2,664 |
2,631 |
15,900 |
女 |
2,185 |
2,412 |
2,498 |
2,806 |
2,899 |
3,547 |
16,347 |
|
25-34 |
男 |
1,640 |
1,877 |
2,551 |
2,362 |
2,139 |
1,532 |
12,101 |
女 |
4,840 |
5,536 |
6,222 |
8,427 | 9,638 |
7,289 |
41,952 |
|
35-44 |
男 |
1,102 |
1,413 |
1,755 |
1,505 |
1,342 |
807 |
7,924 |
女 |
3,378 |
3,563 |
4,471 |
5,001 |
5,637 |
5,668 |
27,718 |
|
45-54 |
男 |
468 |
534 |
593 |
542 |
492 |
354 |
2,983 |
女 |
1,459 |
1,275 |
1,623 |
1,829 |
2,389 |
3,070 |
11,645 |
|
55+ |
男 |
448 |
482 |
541 |
536 |
523 |
371 |
2,901 |
女 |
1,259 |
1,080 |
1,291 |
1,118 |
1,463 |
1,062 |
7,273 |
|
不詳 |
男 |
6 |
1 |
7 |
- |
- |
- |
14 |
女 |
15 |
1 |
12 |
- |
- |
- |
28 |
|
總數 |
26,782 |
28,366 |
32,909 |
38,218 |
45,986 |
49,144 |
221,405 |
(最新資料:請參照內地新來港人士年齡及性別人數)
從表2.2 可見，15歲以下的兒童佔了近六年以來新移民三份一以上(33.7%)，而在成年人口(25-55歲)中女性亦明顯佔大多數(78%)。在九六年一月至九月15 歲以下的兒童更佔入境人數近一半(46%)，這批人士來港前很多並非勞動人口，這可在下表得以作證：
表2.3 中國移民入境時職業況
種類 |
1994 |
1995 |
1996(一月至九月) |
有職業人士 |
11,604 |
10,528 |
6883 |
學生 |
8,892 |
11,861 |
15,850 |
非勞動人口 |
17,721 |
23,597 |
26,410 |
不詳 |
1 |
0 |
1 |
總入境人數 |
38,218 |
45,986 |
49,144 |
由上表可看到近年的入境人士主要以非勞動人口及學生居多，佔總入境人口百份之七十或以上，這與過往數十年的情況可謂大相逕庭。在這些非勞動人口中有不少是正處於需要培育階段的兒童，這反映了社會需投入一定的資源以培育及協助這些新移民兒童適應香港生活。其次，在婦女方面，由於她們與配偶又多是分隔多年的，她們的適應與跟配偶的相處問題亦需要得到適切的關注。
除此以外，因著現行入境政策之流弊，新移民的境況可謂更形困難。政府雖然已成功爭取增加九七後有資格居港的兒童以及長期分開之配偶的入境配額，但由於給兒童與配偶的配額是分開考慮，中間並無必然的關係，以致許多家庭，並不因這個配額制度而能夠真正得到家庭團聚。有些情況是妻子得以來港，但孩子卻仍留在國內；另一些情況，則是孩子得以來港，但母親由於與在港配偶分居未超過十年，以致要留在國內繼續等候。結果子女來港後，與父親團聚，成為現代的「假單親」家庭。由於大多數假單親都屬勞工階層，父親長時間在外工作，子女的日常照顧及教育便是一大問題，加上在學子女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問題便接踵而來。
新移民面對的主要適應問題很多樣化，諸如語言、學業、房屋、就業等等。新移民貧窮化的問題也受到關注，根據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委託周永新所進行的調查初步結果顯示，在被訪新移民中，他們的月薪中位數約為$4,000，這數目遠低於本港居民的入息中位數，事實上，在假單親家庭中，確有不少家長為了照顧子女而辭掉了工作，並落入綜援網中。新移民居住環境擠迫，一家數口擠在幾十呎的板間房中，尚要「捱貴租」，也是常見的現象。
相信，上文已部份解答了為何這一代新移民需要社會協助適應的問題。值得再加以說明的是，近年來，香港在經濟情況及社會意識上均經歷了很大的轉變，使新移民的適應更形困難。香港經歷了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近年的經濟則呈放緩現象，以前來港的中國移民不難找到可幹的活兒，只消捱一段時間，要改善生活也是可望的。但現在，隨著香港經濟轉型，新移民的技能又普遍不獲香港社會承認，他們找工作也較前困難，要跳出貧困的生活更是遙遙無期。
此外，在這二十年間，香港人對自己的經濟成果感到一定程度的自豪，對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也有一定的認同和優越感，認為香港特有的文化、制度等均勝人一籌，對於內地移民常有看輕的現象。在現今社會經濟增長不如前，機會相形相匱乏的情況下，本地人與外來者的矛盾便更形尖銳，新移民被認為是搶飯碗的侵略者。住屋、社會福利資源本身不足，新移民使用這些服務，亦會引來本地人的排斥。最近，就有研究指出新移民受歧視的情況嚴重，這亦影響他們適應社會，融入社群。
新移民來港可說是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既然他們已持單程證來了香港，成為了香港居民，我們為何不向他們表示歡迎，協助他們盡快成為我們的一份子，進而貢獻他們的長處，使社會更富生機？每年五萬多新移民，十年便是五十多萬，如加上他們的新一代，數字自必更大。他們面對著一個冷冰冰的社會，不但不歡迎他們，更經常向他們加以歧視，他們對香港這個社會又如何能產生歸屬感？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們為社會作出貢獻？我們希望香港日後成為一個怎樣的社會？
是以，我們需盡早面對現實，早日落實新移民的全面政策，在教育、就業、社會服務、醫療、居住、以至入境政策等方面作出回應，適當地增加資源，消弭新移民與本地人的矛盾，使新移民與整個社會在政策下共同得益。
在釐定社會政策時，我們需要問：我們希望政策能達致怎麼樣的效果？我們期望建設的社會是怎樣的？我們相信的是一套怎樣的社會價值? 新移民政策一直備受爭議，爭論點往往在協助的程度，協助的對象以至形式等方面，不同人士皆有不同理解，有時亦會自相矛盾，這正反映背後所持的不同社會價值，同時亦反映香港市民對新移民是拒是迎的矛盾心態。在釐定全面的新移民政策時，我們須認清政策的對象與目標，並在眾多具爭議的價值取向找出一個平衡點，為政策定位，從而制定具體的措施，否則，便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解決問題沒有絲毫的幫助。
在過往的討論中，政府常宣稱不應視新移民為特別的一群，以減少他們與本地人的分化，但矛盾的是，在現時社會政策如社會福利及公共房屋政策中，新移民往往不能享有一般香港市民的權利，視他們為享有較少權利的卻正正是香港政府。
其實，在考慮任何一項社會政策時，我們不能避免把一群人釐定為政策的對象，並針對其特別需要並制定具體的政策。究竟誰是政策的主要對象？他們的需要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答的問題。在界定政策的主要對象時，我們可從兩個角度入手，第一，是從新移民來港的年期界定，第二，是從他們適應的程度而言。
以來港年期作為界定，是釐定政策對象的一個清楚準則，但正如前文所述，任何對新移民作出時限上的定義都是隨意的。為了使政策有更具體的針對性，我們仍以來港一年的新移民作為主要對象，事實上，在初到香港的第一年中，新移民需要學習的生活技巧，以及需克服因環境文化生活轉變而出現的種種困難可說是最多和最複雜的。在這個階段中，正由於新移民的「新」，他們很需要政府部門的主動接觸及提供具針對性的援助；這階段是十分重要的，若新移民可在這階段學到基本的生活技巧，並能對香港社會建立初步的歸屬感，他們日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的機會也就更大，相反，若遇到很多的挫折及感到與香港生活格格不入，他們日後適應此地的生活將更為困難，出現反社會行徑的機會也較大。由此總結，在政策層面上，來港一年的新移民是我們的主要對象，正因為他們在適應上的種種需要，我們的政策亦需在這些方面上作出主動及積極的回應。
若從適應程度的角度看，則我們需界定什麼叫做成功的適應。我們可找出一些指標，以決定新移民的適應情況，這些指標可包括對當地語言的運用、基本生活技巧的掌握，對自我身份的肯定，對所屬社會的認同等等。若新移民在這些地方出現困難，可見其適應並不完滿，政府的援手也是必須的。在服務的提供上，在適應上有困難的新移民亦是政策的對象。
總結而言，在政策層面上，來港一年以內的新移民是政策的主要對象，但在提供服務的範疇裏，我們需靈活處理新移民的適應的問題，確保他們的需要能得到回應。
許多時候，我們對社會服務有種負面的感覺，認為它是整體社會一項長期的負擔，是免費午餐。新移民對香港未必有即時的貢獻，相反，政府需為他們投入一定的資源，故此新移民亦自然被視為社會的負擔，他們的負面形象不逕而走。社會上很多的人也反對新移民在未為社會作出任何貢獻之前便可享用社會的福利服務。
以上的看法有一根本的缺欠，就是它把社會政策看為一項消費，而看不到它作為社會投資的功效。與其將新移民政策看為一項消費性的福利，不如視之為人口質素的發展和培育，事實上，新移民既有相當數目的兒童，正好補充香港近年來出生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延遲人口老化的過程，因此，從香港整體人口結構的角度看，新移民的加入應是好處多於壞處。對於這些香港未來的棟樑，社會投入資源就是一項投資，這與香港未來的發展及人口質素息息相關，從另一角度看，政府亦只是為他們提供了有利發展的平等機會，這些機會對移民本身和香港整體均有益處；至於那些來港的婦人，她們的勞動力如得到適當的引導，對社會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相反，若社會不能及時為這些人口投入資源，社會在將來的發展亦將付上沉重的代價。
總括而言，新移民政策不獨是一項福利政策，更是社會整體的人口政策及發展策略；其重點不在援助，乃在發展和投資；這是一項先見性的，預備性的政策，而不是等問題到了難以挽回的地步方謀解決辦法。
政府雖沒有明文的新移民政策，但政官員往往談及希望新移民能盡快融入香港社會。其實，所謂「融入」是一個很寵統的詞語，人們易把它與「適應」或是「熔入」等詞語混淆，而弄致政策上的含混。簡單來說，「融入」包含了經濟、社交、文化、及意識形態各方面，當中牽涉的問題又與種族文化(ethnicity)政策息息相關。種族文化政策中有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及熔爐文化 (melting pot)政策之分，分別在於如何看新來者的本身文化及其所處境況。近年外國多朝向多元文化發展，一方面肯定了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另方面亦肯定了多元文化能促使社發展平衡及更具活力。
香港一直沒有一套清晰而全面的文化政策，一般人對多元文化亦缺乏認識和敏銳觸覺。是以，我們在談論協助新移民融入時，往往忽略了新移民本身文化與香港之分別，更在不經意間，要求新移民接受一套所謂的香港文化，著重改變其行為習慣及成為本地文化的一部份，這些，對新移民或是整體社會而言，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是以，我們強調，在新移民移居到香港時，「適應」是第一步，「融入」是第二步。所謂「適應」，如上文所述，是幫助新移民獲得一些本地生活的技巧，使他們在當地社會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不致被當中強勢文化熔掉而失去自尊和自我肯定，他們就更能發揮自身的長處。至於「融入」，則是一種雙向性的活動，這包含了對新來者文化的尊重，亦包含彼此的互相認識，兩者並行，互相改善，融洽共處，而非硬要將新移民的文化剝去，將其溶於移居文化之中。
在政策層面上，我們需要協助適應作為政策的方向，而以社會共融作為根本的目標。事實上，只要我們能在關鍵時期協助新移民的適應，他們便更能投入社會，成為香港的一份子，發揮潛能，就像近數十年來的內地移民一樣。
新移民來港可說是個整體香港社會的契機，我們若能盡早面對現實，及時回應這歷史的挑戰，主動協助，以適應為先，融入為後的策略，為未來的社會作出投資，共建共融而平等的社會，香港將再次證明其「窮則變，變則通」，創造奇蹟的能耐。相反，若我們採取鴕鳥政策，漠視新移民的處境，不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援助，反而處處歧視，強化彼此的矛盾，整體社會亦很可能需背負新移民不能適應融入香港的惡果。
隨著以上的政策定位，下文將從教育、就業、福利、房屋、醫療、入境政策等方面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期望社會能加以討論，促使政府盡快制定政策及落實服務的改善。
教育是一項長遠的社會人力投資。 近半的新移民是十五歲或以下的兒童，以九六年頭九個月為例，在每天一百五十個配額中，平均有七十個為兒童，而這些兒童中，又以6-15歲為大多數，是以教育的投入是新移民政策很重要的一環。現時，綜觀教育署為新移民提供的服務主要如下：
學位的提供：於九七至九八學年，教署預計會有五間小學啟用，此外，教署亦計劃再多建五間小學和十四間中學，以配合二零零年以後的學位需求。
入學安排：教署在九六年二月成立了「中央學位轉介小組」，幫助不能在同區找到學校的新移民學童，據教署人員稱，現時透過此計劃找尋學校之學童，可在二十一日內安排入學。
適應課程：教署透過資助非牟利志願團體為抵港足一年而年齡介乎6至15歲的青少年舉辦60小時的適應課程，課程內容主要包括「社會環境的適應」及「教育輔助」兩部份，後者有部份是英語輔導。在九六至九七財政年度，一共有8,856名學童參加了適應課程。教署亦為修畢適應課程的兒童提供60小時的「延續英語課程」，對象是九至十五歲已修讀了「適應課程」的新移民學童，在九六至九七財政年度，5,447人修讀這項課程。在來年，1997-98財政年度，政府預留了二千零五十七萬用於上述課程，估計可以開辦770班適應課程及520班英語延續課程，受惠學童可達11,550及7,800人。
為十五歲以上新移民兒童提供的教育機會：自一九九六年九月起，教署將由教育署成人教育組及非政府機構舉辦的成人教育班及英語課程之入學年齡從十八歲降至十五歲，以擴大十五歲以上新移民兒童的教育機會，此外，十五歲以上的新移民亦可報讀職業訓練局轄下各間工業學院開辦的技工課程。如新移民兒童有意參加香港中學會考，他們需待年滿十九歲(按應考年度一月一日計算)，而以自修生的身份報考。
宣傳：教署在羅湖及各分區辦事處、各區政務處派發學校資料的單張並有回條供新移民填寫子女的資料，以宣傳及接觸有需要的學童。
教署在新移民服務的提供和改善上已有一定的成績，然而，即使在現行的服務下，新移民兒童在就學方面仍然面對很多的困難。
新移民兒童尋找學位困難重重可謂是眾所周知的情況，研究亦指出不少新移民兒童來港後須等候一段不短的時間才能入學。在教署設立中央安排入學小組後，確能幫助有入學困難的新移民找尋學校，教署職員亦宣稱能在二十一日之內為求助個案尋找學校。唯因該計劃仍要求受助人一定的主動性(有困難的新移民家庭填寫回條予教育署有關部門)，而新移民在求助時又不習慣主動找尋政府部門;此外，小組只擔任轉介的工作，是否接受新移民兒童入學純是學校本身的決定，教署雖已發出行政通告籲請各校積極考慮新移民兒童的入學申請，不應以超齡或學業成績偏低而拒絕他們，但仍有不少學校拒收新移民，教署對於這些行為也沒有任何有力干預，令新移民兒童及其家長要幾經辛苦才能找到學校。
事實上，若看看現時新移民兒童的入境數字，就能明白因現時學位不足而導致新移民兒童找尋學校甚困的情況是如何的嚴重。現時，每天有相等於兩班的學生來港，一個月便有兩間中小學校的學生來到，一年便來了等於二十間學校的學生，政府雖謂可以利用整體學生人數下降而騰出的中小學學額以安排新移民學童入學，同時又會興建更多的學校以配合新移民的需要，但由於中小學整體學位懸空並未能反映真實個別級別的情況，以九四至九五年度為例，中一學位便出現整體不足的現象，而中二亦只剩餘少量學位，適齡的新移民兒童根本不能因此而更容易找到學校，而同時，以政府在今年年中只能完成興建五所中小學的速度來看，現行的學位根本未能趕及新移民學童的需要。 令人擔心的是，多年來社會人士積極爭取的小學全日制及每班人數減少的兩個發展，亦會因此而受到延誤。
多個調查顯示，由於內地教育與本港教育並不銜接，而現時亦無一套完善的學業評審機制審訂新移民學童之學歷，許多新移民學童來港以後，都因英語水平追不上或學業程度不符香港要求而需要原級重讀或降一至數級不等，同時，他們的來港時間多不能配合本港學年開課時間，以致往往需要成為插班生，插班後不久這些新移民兒童又要面對測驗和考試，由於仍未能對英語、繁體字或基本課程有所掌握，這些新移民又可能需面對考試失敗的打擊。降班、插班、考試失敗，在同學間又是「牛高馬大」格格不入，新移民兒童受到自尊心的打擊，這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新移民學童傾向與背景相同的同學為伍，使他們更難與本地學童融合。
現時的六十小時適應課程為期約四週，每季開班一次，每班約十至十五人，為年齡介乎六至十五齡的學生進行分組講授繁體字、廣東話、日常生活對話、常用課外讀物、基本英語及生活常識，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及使用公共設施等，課程可謂包羅萬有，涵蓋甚廣。
但正因為其涵蓋太廣，單單六十小時的課程，實在無法為學童的適應作出充份的準備。其他生活常識暫且不談，單是語言一項，學童就要兼顧繁體字及英語，至於那些不諳廣東話的學童，更需學習廣東話，試問短短的六十小時，對一個在內地小四才開始接觸簡單英文字母的新移民學童，幫助可謂極其有限，加上這個課程是安排在週一至週五舉行的，學童除了需應付新學業制度下的功課，還要每天抽三小時參加這些課程，對這些小孩而言，要「適應」這個適應課程殊非容易。隨後的「英語延續課程」雖能填補適應課程之不足，唯參與人數只及適應課程人數的一半，對新移民之整體幫助亦相對較少。
現時大部份15至19歲的香港青少年皆是在學的，但對於那些15歲以上的新移民學童，入學卻是困難重重。現時教署各分區辦事處雖亦會協助15歲以上的新移民學童在普通學校尋找適合學位或接受職業訓練，教署亦稱學校一般會為他們提供入學測試，以便評定適當的入學班級，但由於他們已年屆15歲，並已離開強迫教育的範疇，教署亦無必然責任為他們找學校，而且，內地的學歷不被本港認可，他們往往在繼續進修或就業方面都遇到困難，教署雖謂他們可等至19歲以自修生資格報考會考，但以一個16歲的學生為例，若他們已具備升讀中六條件，則平白耽誤三年的時間。他們可算是活在夾縫中的一群。而這一群人為數也不少，每年往往均在二千以上。
基於以上的問題，多個社會團體均有就新移民的教育需要提出政策倡議，他們的倡議主要如下：
設立中央入學派位制度：教署應成立一個新移民入學派位制度，透過統一學歷審核機制，以派位形式為所有適齡(包括15至18歲兒童)的新移民學童編配學校及編班，一方面避免有學校拒收新移民學童的情況發生，同時，亦減去學童及其家長找尋學校的痛苦，協助新移民兒童得到適切的教育。
開辦新移民學童全日制短期課程學校：教署應在分區設立新移民全日制短期課程學校，或是在有較多新移民學童的學校內設立新移民班，既免除中途入學的銜接及適應上的困難，或者因遲遲未能入學而產生的無助和挫折感，俾能使新移民學童在有足夠的學習及心理準備下，充份利用時間逐步適應香港的社會生活，這亦可減少學童在插班後不久便要面對考試的壓力。此項建議與幫助新移民兒童融入社會的原意並非背道而馳，而是正如前文所述，適應為先，融入為後，不適應又如何能融入呢？
容許15歲以上新移民融入教育體系：除設立統一評審機制外，教署應放寬參與公開考試的資格，容許15歲以上新移民兒童參加本港教育署主辦的中三程度學科測驗及報考中學會考，從而給予他們更多的學業、進修及就業機會。
對於這些建議，教署亦抱有開放和接納的態度，在九七年四月十五日教署的資料文件中，詳明教署正不斷檢討因新來港學童的增加而產生的學額需求，加建學校，並正著手編制一套中文、英文及數學測試，協助學校評估新來港學童的學業水平，以便取錄他們入讀小一至中三班級。同時，教署亦會在九七/九八年推行一項校本支援計劃，為各公營學校按照所收錄的新來港學童數目，提供定額津貼(小學生為2,000元，中學生則為3,300元)，學校可運用這些津貼，為新來港學童提供校本支援服務，如開設輔導班，舉辦課外活動，制作及添置特定教材等。至於開辦短期課程及為十五至十九歲新來港青少年提供教育機會方面，亦被納入為考慮中的新服務。
在來港的新移民當中，雖以小童及婦女為數居多，但年齡在勞動人口階段的為數仍不少。如何好好運用新移民帶來的勞動力，建立一群有生機的勞動人口，將是香港需面對的一項挑戰。
新移民來港後在就業上遇到不少的困難。有研究指出，不少新移民稱他們在尋找工作時遇到困難，而他們來港後也主要從事非技術工作、服務業工作人員、工藝人員及文員，月薪中位數則為$4,000，遠比香港居民之個人入息中位數為低。
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基於環境因素之分別，他們本身的工作技能，有異於現時本港社會經濟的需要，根據入境處提供資料，不少移民來港的內地居民乃技術人員(見表5.1)，同時亦有為數若12 % 新移民是以務農為生的。他們的工作技能並不符合香港以服務行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同時因為不懂英語、不懂廣東話，教育程度低等問題使其找尋工作更形困難。
表5.1 94-96來港新移民在移民前的職業
| 工作種類 | 百份比 |
| 專業及行政人員 | 16% |
| 技術及製造業工人 | 44% |
| 農民、獵人及漁民 | 12% |
| 不詳 | 28% |
| 來港前屬勞動人口之新移民總數 | 29015(100%) |
從表5.1可見，新移民中仍有約16%來港乃專業及行政人員，事實上，自九零年起每年來港的中國居民起碼有二千人是大學或專上程度的。由於一般國內之學歷並未能得到本港專業團體的承認，為求生計，這些專業人士及知識份子被迫放棄原來的專業，而轉職為一般服務行業或是體力勞動工人。這不但加深了新移民的適應困難，同時香港政府不能人盡其才，而造成人力上的浪費。
表5.2 近三年具大專學歷或專上學歷之新移民數字
1994 |
1995 |
1996(一月至九月) |
|
| 具大學或專上學歷之來港新移民數字 | 3527 |
3232 |
2332 |
有些時候，新移民在申請無需技能的工作時也處處踫釘，遭遇僱主的拒絕。即使覓得工作的新移民往往也會受到僱主的剝削，這也許是因為他們願接受低薪酬而工作時間長的工作。這情況亦令本地工人感到新移民在工作和薪酬方面對他們構成威脅，與他們競爭社會資源，而對他們產生歧視心態。
自九一起新移民來港成人以女性為主，來港以後，雖然她們大多要肩負照顧子女的責任，但由於經濟困難，若單靠丈夫一人薪酬持家，生活自必甚為拮据，但若要投入工作，她們的學歷、語言、工作經驗、年齡、家庭責任等，又往往限制了她們的職業選擇，使她們只能擔任一些粗重而人工甚為低微的工作。
現時，新移民可透過勞工署的就業輔導組及就業選配計劃的協助尋找工作，就業輔導組亦成立了一個新機場就業專責小組，幫助新移民及本地居民尋找工作。但根據以往的研究顯示，新移民在找尋工作時鮮有求助勞工處，這可能反映服務宣傳之不足，另一方面，雖未有具體數字以資證明，但根據不少新移民的直接反映，勞工處的就業輔導服務成效不大，他們還是更習慣倚賴個人網絡找尋工作。
自一九九七年一月起，政府擴大了僱員再培訓計劃，使內地來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人士也能受惠。這建議回應了新移民再培訓的需要，但培訓津貼亦由以前的一千元減了一半，使本地居民因而少了可得津貼，把本地人與新移民的矛盾突顯。
新移民來港以後，面對陌生的環境，相異的文化，壓力隨之而生。現時的新移民又因家庭成員分隔兩地、夫婦長期分開、移民來港後生活艱難、居住環境擠迫、缺乏親友支援、期望和現實不符等問題而受到重重困擾，家庭關係不勝負荷，因而產生不少磨擦。和諧之家94-95之週年報告顯示，38.7%之宿友屬居港不足七年的新移民婦女，可見因生活迫人而導致家庭暴力事件在新移民中並非罕見。對於小孩子的成長而言，這也有不良的影響。
事實上，以現時來港中國居民以婦女及小童為主的情況看來，相應的社會服務措施如家庭輔導、照顧服務、適應課程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現時政府有為兒童提供適應課程，卻沒有為婦女提供任何的適應援助，其實，婦女在適應生活上面對的困難不會比小孩少，婦女的適應亦將是社會服務的重點之一。
對於這群新移民而言，由於傳統觀念影響及不清楚社會服務功能，他們大都不願主動尋求社會服務的援助，故此，政府主動提供援助是十分重要的，若政府在面對急劇上升的新移民家庭問題時，仍然坐視不理，不想方法主動接觸有需要的新移民家庭，提供及時的援助，到問題轉為嚴重時，就會變得「神仙難救」，而社會亦要花更多的資源在危機介入上。
一直，社會福利署為新移民提供的服務可謂少之又少，他們主要透過資助一間志願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為新移民提供服務，資助額卻是十分有限。近年，隨著社會輿論各方面的爭取，政府開始增加對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資助：
表6.1 政府給予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資助
年份 |
政府資助 |
1993-94 |
$955.000 |
1994-95 |
$1,328,000 |
1995-96 |
$2,032,000 |
1996-97 |
$2,600,000 |
1997-98 |
$3,500,000 |
為推行新移民服務，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可謂一直不遺餘力。在有限的資源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一直為新移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現時，他們的服務包括：
在現時每年入境人數五萬四千人當中，設若有十分之一有適應問題而向香港國際服務社求助，一年便有五千四百個個案，而新移民在來港後未必能在一年內適應並解決所有問題，如此，個案累積自必更多。在資源的限制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唯有訂立優先準則以服務新移民: 抵港一年以內的新移民可以參加該社的活動，而接受輔導服務的，則不能來港超過兩年。事實上，現時服務需要是如此龐大，機構唯有調度資源幫助最有需要的初到港新移民人士。
現時，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在取得新移民的同意後，每三個月把這些移民的名單送交13位社署區總福利主任。這些求助者將被邀參與由所住地區的社署家庭來資源及活動園地，以及小組工作部各青年事務處舉辦的聯誼活動，如香港一日遊，介紹區內設施等等。至於那些被認為需要接受較深入個案工作服務的新移民個案，將被直接轉介給社署的區總福利主任，以便提供相應的個案輔導。
此外，政府亦一直宣稱新移民就如一般的市民一樣，如有需要，新移民可直接聯絡社署轄下各服務中心及非政府機構提出協助的要求，他們可享用一般服務包括個案輔導、小組活動、綜合援助等等。
現時，非政府機構在為新移民提供協助適應的活動時，除教署資助開辦新移民學童適應課程及英語延續課程外，並未得到社署任何的資助，故此，若他們欲為新移民提供進一步的服務，只能依賴自己原有的資源，換言之，資源的重新調配是無可避免的。他們雖然積極為新移民提供服務，但由於政府並沒有額外的資源投入，故此只能縮減原有活動，騰出資源。有社工表示他們曾多次聽到家長的投訴，埋怨機構過份照顧新移民。如果政府不為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資源，長遠而言會引致服務使用者之間的互相排斥，不利新移民融入社會。
事實上，現時新移民轉介服務過份側重了社署的資源，而忽略了非政府機構的參與。社署雖云已鼓勵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在提供服務時顧及新移民需要，亦邀其參與常設的地區服務統籌委員會定期會議，但由於缺乏實質的資助，又沒有確立機制為非政府機構轉介個案，現時非政府機構要接觸新移民，可算是十分困難的。其實，正因為新移民較為被動，不願接觸政府部門或服務機構，由非政府機構為新移民提供服務，較諸政府官員而言可謂更為恰當，但現時，因為資源限制等問題，非政府機構在推廣新移民服務時就只能縛手縛腳，舉步維艱。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是社會福利署向有需要的個人及家庭提供的現金援助，使他們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和特別需要，現時，綜援計劃規定申請者必須居港不少於一年，但對於那些來港未夠一年卻有經濟困難的新移民家庭，在一般情況下，社會福利署署長會運用酌情權，為他們發放綜援金。
近年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情況轉趨普遍，新移民往往首當其衝，遭到裁員或解僱。他們為了生計，唯有依賴綜援。此外，不少在國內娶妻的男士都是低收入人士，生活僅足餬口，當妻兒來港團聚後，生活費和屋租自然倍增，加上妻子沒有工作，綜援便成為解決經濟困難的主要途徑。
此外，按現行的入境政策，由於給予子女的配額不需與配偶的配額相關，造成許多批子不批母，批母不批子的現象。孩子從內地來港，父親為了照顧子女，被迫辭去工作，依賴綜援過活。持續的經濟衰退和不合理的所謂團聚政策，使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墮入綜援網。
但現時的綜援制度未能積極鼓勵有工作能力的受助者在可行情況下恢復工作，計劃裏對綜援受助者工作諸多限制，反而鼓勵受助人繼續倚靠綜援，事實上，不少新移民都希望能自力更生，只是，在現行的情況下領取綜援對生計的保障更大，遂繼續倚賴此制度，但亦難望有脫離貧窮的機會。
現時本港出生的嬰兒，均會按照醫生的建議，按時接受各類主要的防疫注射，包括：出生需接卡介苗、小兒麻痺症劑、乙型肝炎疫苗等等。乃至小學六年級時又會再接受防疫加強針、德國麻疹疫苗等。
根據衛生署的資料，在九一至九四年當中，有超過98%在港出生的嬰兒及小六學生曾接受上述第一劑防疫注射，又有超過84%及82%的嬰兒有接受有關疫苗的第二次注射及第三次注射。
但現時香港政並沒有要求從中國大陸入境的新移民在入境前或後有任何的身體檢查或出示對傳染病有關的免疫證明，可以說，港府對新移民的健康狀況是完全沒有掌握的，新移民是否已有基本的防疫紀錄或是否帶有傳染病，港府都是不知道的。
其實，基於中國和香港在醫療上的差別，以至於內地各省各鄉情況皆有參差，新移民的健康需要跟本地居民是有一定分別的。前線牙科醫生就曾反映不少新移民兒童的口腔牙齒狀況較同齡香港兒童為差，往往需花多些時間處理。
目前，政府計劃未來醫療健康服務時，只會將新移民視為香港的整體人口增加的一個數字，未能針對性地兼顧他們的特殊需要，以及他們與港人健康的差異，港府至今仍未有就新移民的健康狀況作出任何評估或基本需要，怎不教人擔心。
據政務總署在入境處安排下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首五個最多新移民居住的地區依次為深水揹、東區、觀塘、油尖旺及九龍城，這些，都是舊型公屋及私樓林立的區域，可惜，由於沒有進一步的資料，我們較難掌握究竟有多少新移民是住在私樓，又有多少是住在公屋或臨屋單位的。
民間幾個就新移民作出的研究報告均不約而同地指出新移民在住屋上遇到很大的困難。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中國來港移民」調查報告指出新移民來港後感到最困難的是居住問題，受訪者中約有一半是住在私人樓宇，其中又有一半是租住房間或是床位的，感到居住面積不足夠的大有人在(58.8%)。社區組織協會南昌中社區發展計劃在九五年九月出版的調查有助我們了解居於舊區私樓的新移民狀況。在被訪的新移民住戶中，超過八成(83.3%)與其他住戶同住一單位；平均每戶與另外4.9個其他住戶同住；五成(50.8%)的新移民人均居住面積不多於50平方呎。而荃灣明愛就居於荃灣舊區的新移民作出的調查報告更顯示大部份受訪者(87%)覺得現時的居住環境比在內地時差，主要問題包括地方狹窄、居住環境擠逼、衛生環境差、樓宇殘舊、設施共用等問題。
由以上研究可見，居住環境差，一屋數伙的情況在新移民中並不罕見，事實上，以新移民微薄的收入，大部份只能負擔低廉的租金，他們沒有了七、八十年代的木屋和天台屋可住，唯有搬入舊樓板間房。環境擠迫惡劣不在話下，以現時的租金，一般舊區五六十呎的板間房也要一、二千元，租金還因為需求殷切而有上升趨勢，居住的擔子在新移民中可謂愈加沉重。許多在內地娶妻的男士原來一個人住在板間房的，倒沒有太大的問題，待妻兒從內地來港，一家數口擠在一塊兒，磨擦自然容易發生，加上居住地方品流複雜，對婦女和小朋友皆存著不良影響。
而以現時舊區重建的發展，新移民數字持續高企的現象看來，板間房供不應求的情況會愈來愈嚴重，最後，這些板間房只會愈來愈細，租金則會愈來愈高，政府如仍不為新移民提供合適的房屋，如此發展下去，後果不堪想像。
即使是住在公屋或臨屋單位的新移民，也遇著不少的困難。對於公屋居民而言，房屋署宣稱戶主的新移民家屬可透過加戶而入住公屋，如住戶被確認為擠迫戶，則可被安排調遷至更大的單位居住。但只有戶主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可以因現行政策加戶，其他親屬如媳婦或孫兒則並無享有這權利。至於居住臨屋的居民，規例雖明言戶主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可以透過加戶入住臨屋，但因為輪候調遷需要，常常是無了期的等待，新移民家庭往往要忍耐十分擠迫的環境，更荒謬的是，在一些單身人士合住的個案中，由於合住的單身人士分別成功申請配偶或子女到港，原本一個數十呎的臨屋單位竟住了兩戶人口近十人，其擠迫程度難以想像。
住在私樓的新移民若想改善居住環境，只能寄望入住公屋。入住公屋也絕不容易，首要條件是必須有超過一半的家庭成員居港滿七年。一般的情形是，他們即使未合符居港期的資格，也可以排隊申請公屋，不過在獲配公屋的時候，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必須有半數以上居港滿七年。不過，每當有新移民親屬從內地來港，家庭成員居港年數比例便會受到影響，並拖長輪候時間，為求滿足入住公屋要求，最快捷簡便的方法便是生孩子。其實，即使沒有七年居港限制，新移民家庭也須等候七年才能被安排入住公屋，中間並不牽涉「打尖」的問題。現時公屋申請須居港滿七年的政策，除了突顯新移民與本地人的分別之外，還有如此不良的社會效果，我們實在需要反省其存在價值。
政府一直不承認大量新移民湧入會大幅增加房屋的需求量。房屋司黃星華在動議辯論當中竟作出這樣的回應：「由於這些移民大部份都是本港居民在內地的子女和配偶，獨立的房屋以至需求量縱使會增加，但從長遠角度來看，亦不會增加太大。因此，我們估計本港建屋指標受到的影響不會太大。」而在九七年一月所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並沒有提及具體改善新移民居住情況的措施，港府在計算房屋需求時仍認為大部份新移民是來港與家人團聚的配偶或子女，不會增加太大的房屋需求。
政府常宣稱大量新移民來港不會造成房屋需求，難道一人家庭與五人家庭的房求需求會是一樣的？港府抱有著這個邏輯去制定長遠房屋策略，新移民的窘境不獲正視，新移民要解決房屋需求遙遙無期。
基於中國與香港在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在五十年代以前，香港政府一直容許中國移民自由進入香港。直至大量中國移民湧入，香港才透過配額限制中國移民的數目。由中國當局發出出境證予中國公民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天。對於內地居民的入境申請，港府從無參與審批，似乎，香港政府在控制入境人數至可接受程度後，責任便已告一段落。
由於九七後的政治轉變，中港兩地的關係愈加密切，香港居民回內地娶妻生子的情況甚為普遍。為著配合基本法規定九七年後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在港將有居留權，以及照顧那些與香港居民丈夫長期分離的婦女，使他們能有系統地進入香港，港府先後在九三年及九五年將入境配額由七十五個增至一百零五個乃至現今的一百五十個，其中，兒童及婦女均有指定的配額。
現時的配額制度常為人所詬病，指其帶來許多的社會問題。由於子女與配偶的配額乃分開考慮的，中間沒有必然關係，常出現批子不批母，批母不批子的現象，令家庭分散兩地的問題以另一形式出現。諸如稚童乏人照顧及有些父親要辭職照顧子女等等的社會問題隨之而生。
此外，由於審批機制在中國內地進行，香港政府全無參與，要有效地調節人口及制定相應措施可謂十分困難。加上中國移民申請在各省各鄉分開進行，難有公平而統一的標準。有些申請很快便獲批准，有些卻一天天的等下去，移民來港遙遙無期。而有關內地官員透過批核單程證謀取私利的報導或傳言，可謂不絕於耳。
為求早日來港與在港親人團聚，不少中國居民用盡各種辦法。有些不惜貪污、有些冒著危險偷渡來港、有些選擇持雙程證來港，然後逾期居留。來港以後，他們往往向人民入境事務求助，以求以人道理由獲准留在香港，在過往三年申請入境處長酌情居留的人數如下：
表9.1 近三年申請酌情居留的數字
年份 |
申請數目 |
1994 |
166 |
1995 |
208 |
1996(一月至十一月) |
384 |
現時申請酌情居留的人士，有一些的情況確是甚為窘迫的，但入境處基於入境控制的考慮，審批這類個案時都會採取頗為嚴苛的態度，有兒童就因為母親不獲批准酌情居留，而父親又正在獄中而要被安排入住兒童院，對社會服務造成的壓力甚大。申請酌情居留的人士逐年遞升，反映現行入境政策未能合理地解決中國移民的團聚需要，反而使許多家庭陷入困境，製造不少社會問題。在現行入境政策的漏洞下，最受惠的可能是蛇頭或其他藉此謀利的不良份子。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指的是在香港出生或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為香港特區永久居民，而享有居留權。符合有關資格的內地子女，依基本法自然地成為香港特區永久居民，這個身份是不須申請批准的，所需的只是核實而已。同時，基本法第三十一條賦予香港居民出入境自由。換言之，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後，這些合符資格的內地兒童就算是偷渡來港，依基本法亦不能予以遣返。所以，我們應制訂政策，加強這些家庭對子女能可以短期來港定居的信心，減低他們冒險要子女偷渡來港的可能。
任何的社會政策皆有一個時機，若錯失了這個時機，不在適當時間作出回應，待問題變得更嚴重時，解決起來自必大為費力。遺憾的是，過往社會曾受過多次教訓，而政府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仍無根本的改善。
新移民以每年五萬四千名的數目湧入香港，同時仍有不少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擁有本港居留權的兒童輪候來港，他們對香港造成的沖擊可說是很大的。這正是一個歷史時機，關鍵在我們如何理解和面對這個沖擊，及作出怎樣的回應。
草擬這份新移民政策白皮書的目的，正在回應這個時機，事實上，現時新移民所面對的情況已是我們不能坐視不理的，若能及時行動，為他們的適應提供協助，許多新移民很快便能投入香港生活，並為香港作出貢獻，否則，新移民在適應上出現困難，未能融入香港社會，亦為整體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資源的投入，可說是一項社會投資，是具前瞻性而非僅著眼眼前利益的。其實，新移民的利益與香港整體社會的利益是息息相關的，當中並不存在利益衝突。
文件就著教育、就業、社會福利、醫療、房屋、及入境政策各方面作出建議，目的在針對新移民的現況，把問題的矛頭從新移民個人轉回具體政策層面， 從入境政策開始，在各方面為新移民提供一個有利適應的環境，倡議平等機會，同時重申培育發展的重要性，為建立未來的社會盡一分力。相信，現時的問題並不能很快得到解決，政策的效果亦不是一蹴而就，然而，在面對現今的社會現況，這將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開端，亦會是建立共融的公民社會的一個良好基礎。
盼望這份文件能促進各界了解新移民問題的核心，引起社會人士的討論，以及政府的回應，共同反思新移民在社會裏的角色，盡早改善現時新移民的政策和服務，向著建設一個更美好而共融的公民社會的目標，共同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