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訂未來1 0 年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藍圖

二千年六月一日立法會動議辯論

發言議員

投票結果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隨近年社會發展和急劇轉變,不同的個人、社及社會問題日趨嚴重,政府理應盡快制訂社會福利發展藍圖及符合市民需求的服務制度改革,可是,政府卻在未有充分諮詢下,貿然在福利界推行一系列名為改革,實質上帶來混亂的措施,如競投外判服務;同時,政府更打算推行備受爭議的一筆過撥款資助模式;這些措施不但令社會服務機構憂慮未來發展、員工士氣受打擊,更令服務使用者擔憂服務質素下降;政府的做法,無疑漠視社會福利政策的長遠發展;有鑒於此,本會促請政府:(一) 制訂未來1 0 年的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發展藍圖,以配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轉變,並透過以下措施,訂定符合市民需要的社會福利政策:

(I) 與社會福利界攜手,檢討進入二十一世紀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的方向、目標及發展策略;及

(ii) 參考1990 年推出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模式,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制訂整體社會福利發展諮詢文件;及

(iii) 在未制訂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藍圖前,暫時擱置所有社會福利的改革措施,例如一筆過撥款資助模式、競投外判服務等,待制訂整體社會福利發展諮詢文件時,一併作檢討。”

 

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iii)之後刪除“在未制訂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藍圖前,暫時擱置所有社會福利的改革措施,例如一筆過撥款資助模式、競投外判服務等,待制訂整體社會福利發展諮詢文件時,一併作”;及在“檢討”之後加上“有關改革措施的政策,以確保該等措施是符合及有利於整體社會福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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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議案。香港能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級大都會,除了依靠經濟增長迅速,廉潔的政府,健全的法制,以及全港市民的共同努力外,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所維持的關懷和保障,創造社會團結,建設社區,增加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向心力,對於穩定社會有很大的貢獻。早在七十年代初,政府與志願機構發展了一種“夥伴關係”,兩者互相敦促,互相學習,香港社會服務亦在這個“夥伴關係”中迅速發展。

隨近年社會發展和急劇轉變,經濟前景欠佳的情況下,社會問題日趨嚴重,例如人口持續老化、新來港人士的適應、低收入家庭貧窮化及勞工邊緣化等問題逐漸湧現,生活壓力日益沉重,對社會福利的需求正在轉變及上升。近數年從報章上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中年人士的失業困難、青少年面對個人迷惘及失落、做出種種自毀行為、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疏離、家庭糾紛增加、老年人的生活顛沛流離,自殺個案與日俱增,以上的事例實在屢見不鮮。這些問題亦嚴重地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也使社會彌漫一種絕望和不安的情緒。面對如斯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福利服務能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度過危難,並為他們注入具有發展個人潛能,以解決問題的積極元素。由此可見,具規劃及前瞻性的社會福利政策,不但能幫助有需要的人,而且亦能穩定社會。以往,社會福利服務的規劃與發展有相對較大的透明度,政策須透過諮詢文件的形式作公開諮詢,如服務綠皮書及社會福利白皮書等方向性及策略性的公開文件,檢討及籌劃社會福利未來的發展及定位,讓社會大眾對社會福利的政策可以參與討論及制訂符合社會需要的改革。上述文件的制訂過亦充分體現了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緊密合作,由機構代表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參與。政府透過每年與社聯與業界機構代表商討,檢討社會福利發展的5 年計劃,就服務資源及政策配合,作出協調。至於運作上的政策,亦透過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監察再推行,使福利發展在政策釐定及推行上都維持不錯的水平,國內及國際對這些政策的評價,則毀譽參半。

然而,自90 年政府推出一份名為《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的文件後,已再沒有任何較為全面的社會福利改革諮詢的文件推出。現時,政府推出各項變動,均以“財政導向”為出發點,而且提出的過程,可說是十分倉卒,忽視社會福利服務“以人為本”和“環環相扣,互相配合”的特性。部分政策,例如家務助理服務競投外判,甚至在未充分諮詢下公布推行,因此,各項政策未能互相協調配合,零散而缺乏目標,使社會福利界出現混亂,前員工疲於奔命,士氣低落,造成人才流失,而服務使用者也投訴服務質素下降,對前景感到擔心,社會不滿的情緒可以說是日漸累積。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正進入新的經濟型的階段。資訊科技工業的高速發展、互聯網的普及應用、以至知識型經濟的出現,都會為社會帶來新的沖擊;同時,我們看到今年第一季經濟雖有14.3%的增長,但試問基層市民、弱勢社又能分享多少經濟發展的果實呢?可謂甚少,甚至沒有。我們實在有需要盡快重新檢視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的方向、目標及發展策略,以應付未來社會的需求。制訂跨越二千年的香港社會福利政策,正好為社會市民和福利界,提供參與討論及發表意見的機會,以審視及重新考慮配合有利香港市民大眾的福利政策。

主席,回應上述問題,我建議政府,與福利界攜手,制訂“未來十年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藍圖”,並該包括以下的重點,檢討進入二十一世紀,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的方向、目標及發展策略:

(1) 分析現時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情況;

(2) 重新界定社會福利的宗旨及長遠發展的目標;

(3) 檢視現行福利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係;

(4) 確定政府資助模式及制度,與業界討論未來的夥伴關係;

(5) 加強政府與非政府機構間的溝通;

(6) 推動服務機構管理層的改革,引入員工及服務使用者代表參與管理;

(7) 訂定有效和透明度高的服務監察制度;及

(8) 檢視社會福利署在福利行政、立法、執行的分工和角色。

 

主席,制訂過程可參考90 年制訂社會福利白皮書的過程及內容,成立不同的工作小組及針對不同服務社的需要,來制訂發展的藍圖。

由於現時政府正推出一連串改革社會福利服務的措施,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些措施會對現行的社會福利服務帶來一些影響。我在年多以來擔任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期間,得悉界內界外,包括服務使用者,對這些改動均有不同的意見。他們不是不接受社會福利的改革;相反地,他們贊成我們的福利制度有需要不斷革新,並期望能就整體社會福利的發展進行討論,回應社會的新轉變及新的需要,共同邁向更好的發展目標及方向。因此,我便提出了今天的議案。我認為在目前社會上仍未有充分的討論和研究之前,我們有需要把一些具爭論性的措施暫時擱置,直至我們制訂整體社會福利發展諮詢文件,以及大家達成共同目標後,才集中一起,進行討論。這才是為我們制訂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福利政策時應有的方向。主席,我在此想引述一位剛病逝的七十年代的總督麥理浩先生的話作為總結:"People will not care for a society which does not care for them."

主席,我謹此陳辭,並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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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婉嫻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代理主席,我就原議案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和原議案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在於自由黨並不同意在現階段擱置現時所有社會福利改革的措施。政府自1 965 年開始至1 99 年期間共發表了4 次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而1994年社會福利署亦委任了顧問,檢討津助制度,並順理成章地進行了各類型諮詢及引起社會很多討論,為本港的社會福利政策提出改善措施和新方向,如果現時把改革措施擱置,則否定和白費了過往數年的工作及努力,這是浪費資源的做法。

自由黨認為政策發展的過程應是不斷演進的,以配合社會發展。社會對福利不斷改變的需求,亦惟有透過不斷發展和改革,才能符合現今社會的需求。自由黨同意政府就本港社會福利政策進行深入研究,亦不反對制訂10年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藍圖,並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但現時的改革措施不能因出現不同意見,就馬上停下來,政府應透過不斷的諮詢來改善措施。

本港的社會福利開支十分龐大,在上一個財政年度,本港的社會福利開支高達273 億元,而政府在今個財政年度所預留的有關開支亦高達298 億元,佔經常公共開支14.2%,實質增長為9.2%。自由黨認為,面對社會福利需求的增加,政府必須以審慎理財的原則,善用資源,以提高運作透明度,以及提升服務質素為目標。

現時社會福利機構的撥款制度存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一直以來,社會福利機構的撥款制度,是採取實報實銷的方法,員工亦是緊跟公務員機制,按人頭和薪級表支付薪酬,而現行制度亦側重於監察資源是否按既定準則運用,而從來不是把焦點放在服務成效。新制度則由過去的資源監管改為質素監管,以服務成果為投入資源的目標,除了加強服務的問責性外,亦會讓受資助機構更能彈性地調撥其資源,以配合社會變遷及巿民對它們的需求。

目前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近九成是由資助機構負責,名為資助,實際上這些機構的經費絕大部分都由公帑提供的,每年動用的公帑達62 億元,員工數目二萬七千多人。過往,社會福利署每年都要面對經費不足的困難。每年年初,總要為其支出,向立法會要求追加撥款。

如果政府不厲行改革的話,不但財政資源難以負擔,很多新的改革意念也難以推行,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步伐。然而,所有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當中一定會引起社會和業界的震盪,但惟有透過不斷檢討及不斷諮詢才能改變和得以改善。

在此,我想呼籲福利界業界必須明白改革的需要和迫切性,改革可能會為部分業界帶來不便或甚至短期適應上的痛苦,但為了巿民和整個社會得到更完善的社會服務,以迎合社會不斷增加的需求,業界亦必須正視改革的現實,並努力與社會及政府配合。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政府當然亦必須多聽取社會及業界的意見,追求最適切時代的改進方案,務求確保所有改革是符合及有利於整體社會福利的發展,並顧及我們下一代的負擔能力。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社會與業界要不斷更新和檢討,讓改革措施得以落實施行。

以政府最近提出的“一筆過撥款”為例,這項措施當然亦引起了業界極大的爭議,然而,根據報道,現時已有111 間較小型的社會福利機構表示申請接受新方案。其實,業界也有一些不怕改革,不怕陣痛,並願意面對改變的先頭部隊,它們願意為改革付出努力,並踏出第一步,它們是值得我們尊重的,如果社會上多一些這類先頭部隊,任何改革都會來得更容易,來得更順暢。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巿,是應不斷力求更新和改善,完善社會各項政策,這樣才能維持競爭力,提升巿民的生活水平;香港巿民,作為國際大都會一分子,亦必須具遠見和承擔,正如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政府或社會可以為我們做甚麼,而要反問自己可以為政府或社會作出甚麼貢獻”,踏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發展的步伐會越來越快,我們不能再故步自封,必須不斷更新。當然,我在此不僅只是要求福利界同業為社會作出貢獻,我覺得我們在業內或每個不同界別,甚至自己的崗位,都應作出一些大膽假設,放膽作出嘗試。社會上的各項改革,有賴社會各個環節作出配合,才能踏出成功的一步。

代理主席,也許我在過去數年開始從政以來較為高調一點,但是,有一位老人家一直對我十分支持。我只知他已經退休,退休前他是一名小文員,現在應該差不多70 歲了。他很多時候也十分注意社會上的各種事情,時常也會寫一些他認為重要的議題給我,而對於今次我所提出不要停止改革的議題,他有一點意見。既然我就此議題提出修正案,我亦應將他的意見讀出來。因為我覺得在這數年來,他的意見對我就很多政策的看法影響深遠。他是這樣寫的:“我認為不能在未制訂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藍圖前擱置所有改革措施,福利政策改革是必須馬上進行。這和其他改革一樣事在必行,因為今天的香港,要改革的實在太多太多了,應一邊改革一邊諮詢,再改革再諮詢,這才能盡善盡美,決不能停下來 ─ 等死。”他就是這樣寫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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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Mr. Deputy, it is a shame to hear that in a cosmopolitan city like Hong Kong, there are people who only have about $20 a day to spen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living in poverty. Hong Kong still has a group of people requiring particular care and assistance. And it is the job of a caring government to look after these people in need..

Social welfare has been a top priority on the agenda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2000-01, the total approved estimate for social welfare programmes was $29.5 billion. This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9.6% over the actual expenditure of $26.9 billion of 1999-2000.

The biggest share goes to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The CSSA expenditure grew from $2.4 billion in 1993-94 to $15 billion in this financial yea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expenditure in social welfare will remain a lion share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burden on the public purse will be increased.

The taxpayers will have to dig deeper into their pockets to sponsor the services.

Our population is ageing. This means more people will be in need of special care. The problem will deteriorate, as we have to face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PF) Scheme, to be formally introduce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should help alleviate the problem as workers who contribute to the Scheme will receive their rewards after retiring.

But all of us should know that the Scheme is not a miracle cure. No one can rely only on the MPF Scheme to support the whole a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after retirement. Other measures and assistance are needed to go with the Scheme if we want our elderly to live a decent and a respectful life. 

A blueprint with longer vision and mission on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is necessary to help us plan better and earlier. The White Paper "Social Welfare into the 1990s and Beyond" issued in 1991 laid down the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of social welfare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changes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White Paper. A large-scale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objectives,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in delivering the services are requir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s are not out of date, or go to the wrong persons by using the wrong methods.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our taxpayers' money is spent for the value. A review to the subvention system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s needed to enable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But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such a reform would not be an excuse to cut budget and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areful in drafting the blueprint, as a plan without public consultation is bound to fail. Consultation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rontline workers' view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y are the experts and get first hand information about those whom they serve. 

Priorities should be set in providing the services because resources are always limited. A better co-ordination of the services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s must achieved

I would also like  to point out that a balance should be struck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drafting the blueprint. We must guard against "welfarism". A welfare state is no good to Hong Kong. "Welfarism" can easily degenerate into a culture of dependency.

The success of Hong Kong lies in the hardworking of our citizens. Welfare programmes should not only aim at offering immediate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in need, but also aim at promoting self-improvement, self-reliance, mutual support and generosity.

Mr. Deputy, we cannot afford a dependency culture. Neither should we ignore the vulnerable and those in need. While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should not be some form of free lunch, it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all those who need th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draw up the blueprint for our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over the coming decade. Thank you, Mr. De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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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安老服務是香港社會福利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以投入的財政資源計算,在今個財政年度二百九十多億元的社會福利開支中,其中四成是用在安老服務及長者的社會保障方面的。制訂香港未來1 0 年的社會福利發展藍圖,將影響安老服務的規劃及執行。

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越來越急劇。至去年年底,全港65 歲或以上的人口已佔總人口的10.9%,預計至2016 年,長者人口將會增加到佔總人口的13.3%。雖然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對改善長者福利作了較全面的承諾,並致力改善現有的安老服務,但急遽的人口老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是香港從來未曾遇過的,因此,我們更須對未來長者服務需求作出更全面的評估,以及長遠規劃,從而促進長者生活質素的提高。

剛才在有關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辯論中,發言的議員也有提及安老事務委員會,安老事務委員會已成立近3 年,起初以改善和加強安老服務為主要工作,但現時安老事務委員會正朝的方向為未來1 0 年或以至更長時期的發展進行政策的探討。我們現時的定期會議是採取主題形式進行的,每一次的會議都會討論某個特定議題,包括對年長的觀念,以及健康老年、家居及社區照顧、長期照顧服務、財政支援、住屋、終身學習、人力培訓及供應,以及為長者提供就業機會等。這種形式,我們認為會有助制訂重要安老課題的政策大方向,從而構成全面的改革策略綱領。當然制訂未來發展藍圖須公眾的瞭解和支援。在制訂這些策略綱領的時候,我們必須廣為諮詢各界意見。

代理主席,我個人很支持社會福利工作要有長遠規劃,而且訂下來的規劃也須不時作出檢討,檢討的目的是要如何改善、加強,把效益發揮至最好,使服務使用者得到最大效益,以滿足市民的需求和社會的發展。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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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代理主席,在九七回歸以來,社會福利界內,亦經常有提出要重新制訂社會福利白皮書的聲音。在去年年底,香港服務聯會亦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推動改善現時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和規劃的程序。由於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政府推出了一連串財務主導的措施,其中包括資源增值、青少年基本服務開支檢討,競投合約制及整筆撥款,純粹透過財務手段來推行改革,不但令人心惶惶,更容易令服務發展迷失方向。因此,重新檢定未來社會福利發展方向和策略,是刻不容緩的事。

由於今天的議題談到改革的問題,所以我亦會多談改革。民主黨是贊成改革的,問題是要改革些甚麼,和怎樣進行改革?今天楊局長不能出席這項議案辯論,我覺得有點可惜。我希望楊局長回來時,可以看一看今次辯論的錄影帶。作為一個醫生,楊局長很容易看到現時社會福利制度上的一些病癥,但在對症下藥前,有需要瞭解生病的原因,否則政府只會再次犯上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錯誤,而這正正是今天社會福利制度的主要病源。

近年社會福利界曾就多項社會福利服務提出不少有關改善的建議,但礙於服務的資助、監管的制度所限,無從推行。例如,在家庭服務中心推行小組工作,在老人活動中心推行社區照顧,都不是在資助制度下認可範圍內的服務,因此,令社工卻步。問題的癥結在於監管制度和資助及服務協議,英文是"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內有關認可服務的範圍和應做多少的定義過於狹窄和死板,為甚麼會這樣呢?社會福利署(“社署”)為了方便行政管理,凡事“一刀切”,結果便產生了一套缺乏彈性的制度。現行資助制度的生硬,更製造了很多不必要的行政工作,消耗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更窒礙了服務的創新,和應付新服務需求的能力。

因此,我第一項要改革的,便是社署本身和社署在監管上的文化。當然,現時非政府機構也會參與制訂監管制度和資助服務協議的工作,因此,亦應負起部分責任。為甚麼這些機構會容忍那些缺乏彈性的監管制度和資助服務協議呢?除了權力不平衡的問題外,便是機構和政府間缺乏互信的關係。社署因為對機構缺乏信任,所以不能容許它們太多彈性,而機構對社署亦同樣缺乏信任,擔心政府的政策隨時改變,因官而異,所以,寧可不要彈性。它們擔心這些彈性會成為個別官員的彈性,令機構無所適從。

我第二項要求改善的,是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之間的關係。很可惜這個關係在過往幾年不斷惡化。很多時候這情況是因為政府對機構缺乏尊重,不斷破壞夥伴的關係所致。我希望楊局長和未來的新署長,都會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現時社會福利制度的問題,部分是由於生福利局和社署的分工和合作的問題。生福利局負責制訂政策,而社署則負責執行。但是,過往5 年計劃的檢討工作都是由社署負責。我們又怎能期望一個負責執行政策的部門會因時制宜,調校政策的方向呢?如果由社署調校政策方向,便會越權。另一方面,由於社署負責服務監管和檢討的工作,因此,試問生福利局在缺乏檢討資料的情況下,又怎能調校政策的方向呢?所以,在制訂未來社會福利發展的藍圖和政策時,政府亦應改革生福利局和社署之間現時的運作關係。

政府在香港過往數十年來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上,一直都是採取一種被動和補救式的策略。當有問題發生的時候,經過社工和非政府機構多年來的倡議和努力後,政府才會作出補救式的回應。這正是多年來為人所詬病、所批評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此外,現時的服務架構可以說是過分僵化。為了避開這個框框,過往在有新的服務需要出現時,社會服務機構便會運用其他的資源,先發展新的服務單位,然後才爭取政府的資助。結果,現在便有超過100種受資助的服務種類、超過180 間受資助的機構和2700個服務單位。由於大部分的服務單位都非常細小,因此,大大增加了行政和資源服務的需求,造成反規模經濟的效果,即所謂"diseconomy of scale"。要醫治今天的社會福利制度,政府首先便要檢定其對社會福利的哲學,使命和角色,和制訂未來社會福利服務發展的策略和藍圖。

1997 年以後,政府經常都想做一個有為的政府,採取主導。在資源多寡和整體社會的發展協調,政府採取領導的角色是很自然的。但是,由於現在缺乏一個完善的制度,確保在整個社會福利發展的過程中,非政府機構、服務使用者和廣大市民的參與。政府主導便很容易成為政府官員的個人取向,影響服務的發展方向。政府決策官員的職位調動安排,更會令他們對社會福利事務不太熟悉。此外,更因在憲制上,公眾不能直接向官員問責,政策便很容易因長官的個人意願而改變,這個情況並不理想。我們亦要檢視現時制訂社會福利政策和規劃的過程,以應付未來社會的變化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和服務需求。原議案提到暫時擱置所有社會福利改革的措施。對於這一點,我有少許保留,因為這項建議正觸犯了政府所犯的“一刀切”的毛病。良好的改革,不應停止,但未成熟的構思,例如一筆過撥款和競投合約制等,便不應匆匆推行。不過,基於議案的整體精神,民主黨會支持原議案。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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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隨香港社會的急速發展,香港的經濟、人口結構均有所改變,市民的意識形態也有所轉變。然而,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卻追不上社會的急速步伐,針對新移民數目和老人日增而要面對的社會問題和需要,整體社會福利政策卻未有作出及時的調整。特區政府有必要及早檢討現行的社會福利政策,在預測社會形勢可能出現的轉變下,制訂未來1 0 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發展藍圖。

事實上,過往政府制訂1 0 年社會福利政策發展藍圖後,也會有5 年服務計劃檢討,但有關工作在回歸前好像已經停了下來,我相信大家都深深感受到在這幾年間,香港社會確實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們憑甚麼可以期望十多年前的社會福利發展藍圖,仍然適用於目前的情況呢?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對本港各方面政策的發展事宜,都開始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想法。特區政府在環保、房屋等方面,都有較為清晰的政策,為何在社會福利方面卻遲遲未有清晰的政策呢?

剛才所說的新移民、老人問題,在未來數年、甚至十數年都會是社會福利政策的焦點,然而,有關青少年問題、家庭問題也將會逐漸成為重點問題。只是大家關心的家庭、青少年問題仍未能引起足夠廣泛討論而已。隨社會變化,社會越來越複雜,家庭觀念和青少年的意識形態均正在急速轉變,家庭問題將會逐漸突顯,單親家庭的支援服務需求也會在未來幾年大幅增加。

我們在考慮整體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時,並不應以某個社會問題的關注聲音較大,便可以獲得較多資源,這種安排實在是不合理的,故此,政府應盡快檢討現有社會福利的資源安排問題。為了制訂未來1 0 年的社會福利藍圖計劃,我認為政府須根據以下的原則:

首先,從一開始便要在整個檢討、構思和制訂計劃的過程,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態度,視社會福利界為夥伴,廣泛徵詢各界人士的意見,以形成社會共識,制訂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藍圖。

其中,過去的社會福利白皮書的諮詢模式,往往較為注重社會福利界內的專業意見;然而,現今社會的各階層及專業的關係越趨密切,我認為政府在作新的社會福利白皮書的諮詢工作時,可加入一些新的社會元素,也可聽取其他界別人士的意見,如專業人士以至商界人士,讓整體社會均能充分參與制訂未來社會福利的發展藍圖。

其次,有關的檢討,不應眼於節省社會福利開支為目標,應以廣闊眼光,關心和愛護特區內有需要的市民為主旨。尤其須對未來1 0 年社會急劇轉變的方向及對不同社的影響作出充分的分析和估計,及早作準備,以屆時陷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困境。

最後是在講求成本效益、問責監督的同時,須把提高前社會工作人員的專業質素及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意作為重點,否則廣大前社工人員士氣低落,對前路感到迷惘,再好的計劃都不會得到成功。代理主席,現行的資助撥款制度,運作多年,已到達非常官僚和僵化的程度,實在有需要加以改革。在社會福利界內,大部分人士贊成須改革現行的資助撥款制度。“一筆過撥款”是可行的方案,但現時政府提出的方案細節,在界內有較大的反對聲音,主要原因為其撥款不足以保證現職人員的薪酬和福利,以及保留優秀人才,間接影響服務質素。另外,政府用競投外判服務方式替代原來分配服務辦法,雖有其可取之處,但因為競投方式過分倚重價格取向,可能會嚴重地損害這種“以人為本”來提供服務的制度,所以界內有非常強烈的反對聲音,並要求停止有關競投方式。

事實上,一筆過撥款、服務外判等概念和措施,並非特區政府的發明,而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實踐。自八十年代以來,英、美國家推行政府的重新改造,講求政府各項開支的成本效益,盡可能將政府服務外判,又講求與非政府機構的夥伴關係,解除固有束縛,採取一筆過撥款,讓非政府機構自行管理和運用調撥所得的款項;由政府進行問責,監督這些非政府機構有效運用撥款。

故此,雖然上述提及的“一筆過撥款”和“競投外判服務”可能有其不足之處,有需要予以檢討和改善,但如果由於未有制訂完整福利的發展藍圖,就擱置所有社會福利的改革措施或修正措施,我則有所保留。不過,為了讓政府清楚地感受社會對制訂長遠福利政策藍圖的期望,

我將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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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本人極同意陳婉嫻議員提出的議案 ─ “制訂未來1 0 年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發展藍圖”,避免出現“頭痛醫頭”及政策混亂的情況,以及在推行政策時,未能令市民清楚明白。最近本人聽到有老人家談及社會福利署對非政府機構推行“一筆過撥款”計劃的憂慮。他們說:“老人服務中心的姑娘可能被解僱或裁減,再沒有人照顧或服務我們了。”政府推行這政策時,如果令老人家都有怨言或不明白,明顯是政策上出了問題,政府便應該檢討一下。

近年來香港市道好景不常,除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的失業率不斷創新高的紀錄外,社會變遷,核心家庭湧現,而市民的平均壽命則不斷上升。根據政府預計,在2016 年,香港65 歲或以上的人口,會有一百零九萬多人,佔總人口的1 3%。所以,我們須更全面的、更具規劃的“老人福利服務”,以支持獨居老人、老人病患者如老人癡呆症患者,以及提供護老服務等。

同時,由於經濟轉型,正如本人於3 月1 日提出的“改善香港貧富懸殊問題”議案所述一樣,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日漸下降,因此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重。加上我們的經濟,正轉向知識型發展,所以,弱勢社群對福利的需求,因為時艱而增加,不少子女因而“有心無力”供養父母,令年老的父母不得不申請綜援。

政府近年在社會福利界推行的所謂“改動”,不但未能符合實際情況,甚至令不少人感到彷徨憂慮。例如為不能自我照顧的老人,提供的上門家務助理服務,便因為社署推行“競投外判制”,令社會服務使用者投訴服務質素下降。他們表示,因為參與競投的機構,為了維持原本提供的服務,不惜以低於成本的投標價競投,所以當成功投得服務以後,就改以“合約”形式聘請兼職員工提供服務,同時為了節省資源,只好將員工“左調右調”,人盡其才為止,致令服務質素出了問題。

此外,政府對“老人癡呆症”的病患者及護老者的支援,亦欠缺長遠規劃。根據中文大學、香港政府委託的德勤顧問公司,以及社聯的報告均指出,香港約有二萬七千多名的老人家,患有老人癡呆症。同時,政府估計,到了2016 年,全港老人癡呆症病患者的人數會大幅增至60%,情況令人關注。然而,我們遲遲未見政府在此方面的工作有任何進展,所以希望政府未雨綢繆,關注上述問題,作長遠服務規劃。

至於最新的綜援政策,要求與家人同住的長者,須以家庭作為申請單位,亦同樣令老人家無所適從。有些人甚至因為家人拒絕以家庭單位申請綜援,但又未能供養同住的老人家,令大家的關係更形惡劣。前個星期的“鏗鏘集”,即以此作為專題,報道老人家的慘況。有關的報道,不但反映個案中老人家的悲哀,更強烈表達出香港社會的無奈。

本人提出上述的種種問題,其實只是社會福利問題的“冰山一角”,本人希望藉此反映社會對長遠福利發展藍圖的需求,並指出社署種種改動,對長者服務使用者的負面影響。事實上,不少服務團體也曾提出不少獨到而有遠見的意見。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是要求政府透過廣泛的諮詢,制訂未來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藍圖,是值得我們和各位議員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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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Mr. Deputy, I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am currently the Chairman of St James Settlement, and I am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alvation Army. 

The drawing up of a blueprint for Hong Kong's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for the coming decade is a timely and appropriate proposition. Since the last White Paper on social welfare was drawn up back in the 1980s, Hong Kong has undergone dramatic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We need to address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set long-term objectives in providing proper care for the less advantaged.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re-evaluate the viabi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Lump Sum Grant mode of subvention. This standardized and uniformed system of distribution affects more than 180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any of them have expressed very negative reaction to such a plan..

An appeals proces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granting system so that th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an voice their grievances. Each agency has its own unique attribute and needs. In the process, the Government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m. These organizations employ dedicated and skilled staff. They deserve the dignity of a fair and just system of subvention. 

This is also an opportune time to establish a youth policy.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future generations grow up in a caring and supportive environment to become productive citizens. There is a need for better counselling services, crisis suppor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programmes for our troubled youths. Our future depend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hey deserve our best efforts. Mr. Deputy, we are now in the 21st century. A highly sophisticated society like Hong Kong needs a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at is fair, flexible and efficient to support the less fortunate among us. 

Mr. Deputy, I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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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檢討社會福利政策,不能僅僅局限於社會福利的範疇,如果這樣,我們便會陷入方向和目標的互相矛盾之中。例如是致力於控制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還是致力於社會福利服務質素的提高?政府的目標,主要是放在減少和避免赤字方面,因此,控制社會福利開支增長,成為政府重要的努力方向;而社會福利界則希望隨社會發展,不斷改善和提高社會服務質素,同時不希望政府使社會福利機構陷入財政困難,避免出現降低服務質素、壓低員工薪酬津貼甚至裁減員工的現象。客觀來說,應該說政府和社會福利界的目標和希望都有合理之處,問題是怎樣把政府的目標和社會福利界的希望結合起來,做到既能合理地控制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又不影響社會福利服務質素的改善和提高,以及不影響社會福利機構員工的士氣及薪酬待遇。不過,如果只從社會福利範疇檢討,上述兩方面似乎是矛盾,難以統一。如果我們從《禮記》中所提到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目標來看問題,檢討未來社會福利政策,不能只局限於社會福利政策的範疇,而是要把檢討的範圍聯繫到政府的其他有關政策。

現時政府動用近300 億元作為社會福利開支。社會福利署去年向立法會追加綜援撥款,高達20 億元。其中一個原因是,失業綜援增幅較快。儘管失業綜援個案只佔綜援總數的12%左右,但是,隨本港第三次經濟轉型導致的結構性失業現象的加深,失業綜援可能會大幅增加。在此情況下,政府在財政赤字、社會福利開支、社會福利質素等方面,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檢討本港未來社會福利政策,應該聯繫5 個方面進行檢討。(1)捵產業政策上擴闊經濟基礎;(2)加快改革教育制度;(3)檢討福利政策,一方面為無倚靠老人和傷殘人士提供可靠的安全網,另一方面堵塞福利政策的漏洞;(4)加強再培訓計劃,並將重點放在幫助離開學校的失業青年和低技術、低文化的青年工人掌握新技能和新文化方面,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開創自己的未來;及(5)盡快檢討人口政策。代理主席,聯繫上述5 個方面進行檢討,這樣可以使未來的福利政策因應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避免形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

我認為有數個問題值得關注:(1)會福利開支的增長的確應該得到合理控制;(2)控制社會福利開支不能影響服務質素;及(3)不能影響社會福利機構員工士氣及薪酬福利水平。過去5 年社會福利開支累計88%的增幅,的確令人感到憂慮。如果任由社會福利開支每年以兩位數字增長,那麼教育、醫療、環保等多項服務開支便有可能要相應調低。在此方面,政府應該創造條件,鼓勵巿民自強不息,這是控制社會福利開支的重要途徑之一;社工界也是受薪階級,他們在爭取弱勢社群利益時,也有權保障其自身的合理利益,我們不能忽視社工界一直默默耕耘,一直以責無旁貸的態度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尤其是不少前社工,經常超時工作而沒有任何實質回報;社工畢業生則不計薪酬職級,矢志加入社工行業。所以,政府在推行有關改革措施的同時,須盡量避免影響社會福利機構員工的士氣、職位與薪酬福利水平。

代理主席,政府在福利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時,須充分諮詢社會福利界的意見,並與社會福利界共同檢討有關改革政策是否符合及有利於整體社會福利的發展,是否適應香港的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代表職工會聯盟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首先,我想說清楚,這項議案並非像剛才梁劉柔芬議員所說,建議不作任何改革,我們只是怕政府胡亂改革而已。雖然議案的字眼看似是建議完全停止任何改革,但陳婉嫻議員本人發給各位的那份資料文件指出,她的議案是建議停止實施那些具爭論性的措施,所以我相信不是停止所有改革的意思。

我認為今次把這議案提出討論,是很切合時宜的,因為政府上一次頒布的,是《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該白皮書推出至今距離達1 0 年,現時已跨越九十年代並進入新世紀,但社會福利是否仍然停留在九十年代,是否可以回應現時新的需要呢?因此,現在是作出全面審視的適當時機。其實,回看過去1 0 年,社會經濟出現不少大轉變以沖擊社會。我看到的是三大轉變,相信大家也會留意到。第一個轉變是剛才多位議員也提到的,便是經濟轉型。在現時知識型的社會中,大家看到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也出現結構性工資越壓越低。低工資和失業問題令生活迫人,最後更引申出很多社會問題;無論是青少年問題、家庭問題或婦女問題,均與失業和低工資有關。

第二個轉變是人口老化。第三個轉變是大家已提及的新來港人士。面對這新時代的大轉變,我們的社會福利是否可以應付?政府的回應又是怎樣呢?剛才多位議員批評政府的對策,是“補鍋”式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就此也不用多說了。

我反而較為擔心政府第二種回應的。現時政府對社會福利的回應,似乎是庫務派當道,一切以財政作依歸,以財政作主導,結果是以逐步緊縮開支為策略。尤其對綜援方面,最近我們可清楚看到政府掌財甚緊,縮減綜援後再減其他福利,而縮減福利的方式是“開新收舊”。舉例來說,我們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中討論到,政府推行“一校一社工”計劃,費用為9,700 萬元。那9,700 萬元從何而來呢?便是把青少年服務的開支縮減,剛好騰出9,700萬元。這並不是政府所說的青少年服務已過時,所以有需要進行檢討,而是政府必須縮減整整九千多萬元,以便能推行“一校一社工”計劃,這明顯是財政上的考慮。

另一個例子是老人服務,政府的新策略是推行“家居照顧”。其中一項措施,是政府把安老院這類別取消,而只保留護理安老院。可是,所出現的矛盾是,政府鼓勵老人與家人同住,以便獲得家居照顧,但是老人如與家人同住的話,政府又不准許他們單獨申請綜援,這便造成很多家庭糾紛和貧困化的問題。這些例子,使我們感到政府是以庫務的角度處事。不過,我須事先聲明,我現在所說的庫務派當導,與林鄭月娥女士即將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一職,是完全沒有關連的。

我看到政府的另一種回應,是走向服務外判、價低者得。我們清楚看到,政府在家務助理方面已開始實行此政策,因而造成有些員工的月薪竟低至5,500 元。我認為政府是為了配合服務外判,才推行一筆過撥款的措施。我經常批評這一筆過撥款的措施,是由政府當“大無良”以強迫其他機構當“小無良”。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剛才多位議員也清楚表示,希望政府在進行改革時,一筆過撥款措施不要影響社會福利機構員工的薪酬和福利。但政府所採取的方法,便是只顧向機構給予足夠的撥款,若3 年撥款不足夠,便給予5 年的撥款。這方法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樣推行“一筆過撥款”措施,就會把員工的薪酬和福利跟總薪級點脫u,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後果。這些機構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或推行新服務,便必須在員工的薪酬和福利方面著手,因為員工的薪酬和福利佔了機構總開支的百分之八十多。因此,現時可見的,是政府的改革措施還未開始實施,已出現有關機構解僱、凍薪、減薪或減福利的情況。在這些機構,所謂凍薪,並非像公務員般凍薪,而是完全沒有增薪點。此外,也影響公積金計劃。有些機構已表示新聘請的僱員不能加入舊的計劃,以取得那50潮敳異敲楯1 5 的保障。現時政府提倡以6.8%的供款來取得平衡,但隨員工的年資增長,6.8%的供款是明顯不足夠的,屆時政府又會否強迫這些機構壓縮員工公積金的福利?因此,如再這樣推行一筆過撥款措施,便必定會影響員工的薪酬和福利。

剛才多位議員也要求政府千萬不要這樣做,我真的想知道政府如何能令員工的薪酬和福利不受影響。不單止是社工,我們也聽到很多護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等在投訴。醫院管理局那邊廂的工資既高,福利又好;但福利服務機構的工資和福利卻不斷縮減。這做法只會令人手流失,一旦人手流失,士氣低落,便無可避免地會影響服務質素。因此,政府的計劃一旦推行的話,必會對整體社會服務質素造成嚴重的影響和打擊;尤其是現時的一些服務使用者,他們還須憂心,這樣下去,服務機構必定會開始考慮推行收費服務,以增加收入,他們因而也會受到影響。

因此,我們極希望生福利局能夠完全擱置一筆過撥款的措施。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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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其實,本港社會福利機構制度及運作模式的改革,並非是新的問題。多年以來,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一直就社會福利機構的資助制度改革展開探討。相信各方面都有的共識,便是目前沿用多年的資助模式,既缺乏足夠的生活性,讓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能夠自主地調配資源,提高服務效率和質素;同時有關制度也涉及繁瑣的行政程序,模糊了社會福利署(“社署”)和有關機構之間所擔當的角色關係。

資助制度乃整個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終關乎如何善用公帑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因此相信市民大眾是期望政府和社會福利界能夠積極面對制度上存在的問題,使公帑能夠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率的運用,並且能夠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以滿足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針對目前資助制度上的問題,政府提出了一筆過撥款的改革方案。從大方向來看,這方案能夠增加福利機構在調配資源及人手編制方面的生活性,以應付不斷變化的社會服務需要,同時能夠提高有關機構在財務和人事管理方面的專業水平,增加問責性,以及減少社署方面的行政介入,從而提高效率。這改革方案在本質上是管理模式上的改變,其中也自然涉及資源運用的問題,但並不是以減少政府對社會福利需求的承擔為目的,相信以合理及具效益的方式管理資源,在任何政策範疇上都不應該有例外的。

另一方面,在這方案的一些具體細節上,社會福利界人士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無疑對於協助提高方案的實際運作的可行性及合理性有正面作用,例如包括公積金的供款比率、過渡期安排等方面的考慮。事實上,這方案確實涉及一些技術上的問題,須進一步完善,才能夠消除社會福利界及其他社會人士對服務可能受到影響的憂慮。但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和服務需求,以及目前制度上欠缺效率和生活應變能力的問題,政府應該做的是積極通過對話、廣泛徵詢公眾,平衡受助機構與納稅人利益,尋求一個完善、可行,以及有實際改革效果的方案,才能夠促進社會福利政策的長遠發展,讓社會工作者及各類受惠者都與政府部門加強合作,達到長遠而有效的結果。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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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的需求是直接反映社會發展情況的。在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讓一些有需要接受社會幫助的人士(特別是弱勢社群),得到適切的照顧。隨香港未來人口的老化、新來港人士數目增加,再加上近年來越趨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香港對相應的社會福利、社會服務的支援和有關資源的投入,應該有一套長遠的規劃。

本港近年經濟轉型,失業率仍然偏高,而“打工仔”面對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的就業環境,想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就更顯困難。知識型經濟的發展雖然帶給我們新的商機和就業機會,但是,相對傳統經濟來說,知識型新經濟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建基於資訊科技上。這不僅改變了業的傳統運作,而且也令穩定的工作越來越不穩定和數量減少,工人必須接受再培訓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根據一項資料顯示,新加坡正面臨因應經濟轉型而加劇的失業問題。據估計,當地未來每年的失業率,會有多達五成的增幅;高科技、高技術和低技術僱員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貧富懸殊問題也因應對資訊科技“知識”的掌握而加劇。對於新加坡所遇到的問題,我認為香港同樣有共通的問題,政府不單止不可以單從本地生產總值、進出口總值等有所增長而沾沾自喜,我們還應對一些潛在的社會問題進行探討的。

工聯會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來,一直敦促政府正視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問題,特別是工人在面對結構失業的壓力、就業市場因應經濟衰退周期的出現而收縮等問題,都是會直接影響和間接增加社會福利及服務的需求的。政府並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再作出培訓配套。舉例來說,我們工聯會提倡的再就業支援計劃,除有技術支援、培訓之外,尚要有經濟支援、心理輔導及助失業人士重投勞力市場等機制。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有為善最的美譽。祖國幾次賑災籌款,也曾得到我們很大的響應。不過,我們近年來的社會福利政策,不但不向切合社會發展的需求而改進,反而變得越來越苛刻。事實上,社會福利資源的投放和制度的完善,正好反映社會共同的價值、互信的程度,這些也是維繫一個穩定社會的重要基礎。不過,我們在過去的一段困難日子堙A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和諧的“受助與幫助”的關係,而是發展一個互相猜忌的關係,政府本逃避因應經濟衰退而一時間大幅增長的社會福利支出,而在社會福利政策及措施上,作出很多項不公平、不合理的改動;尤其是將綜援受助者標化,造成社會民心的激化,造成“窮人窮人”的現象,讓受助者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以求失業人士不求助於社會福利制度。

主席女士,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現時正走向一個資訊科技的年代,第三次的經濟轉型已經出現。人力資源再培訓方面的問題,不但成為我們迫切面對的問題,而在這轉型的期間,除了提供合乎需要的社會福利及服務之外,還要制訂長遠社會發展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全面而廣泛地諮詢社會各界意見,務求為未來社會福利發展,找出一個新的定位和方向。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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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近年本港的人口結構不斷改變,老年人口增加、失業人口上升、新移民湧入等問題,導致社會福利開支不斷上升;此外,青少年與童黨問題、婦女及家庭服務等的需求,亦促使政府須不斷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投入更多資源。由於巿民對社會福利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期望亦越來越高,政府必須妥善運用資源,有效控制成本,以配合不斷增長的需求。

現時,政府對社會福利資助機構的撥款制度十分落後,社會福利署(“社署”)對機構的資源監管,只是側重於監察資源是否按既定準則運用,而不是把焦點放在服務成效上。資助機構亦缺乏成本效益及衡工量值的管理心態,導致資源未能有效運用。最近,政府建議推行撥款制度改革,以各機構提供服務所需人手編制,依照薪級中位數計算薪酬開支,提供一筆過撥款。這種改革的理念是希望引進新模式,讓受資助機構更生活地調配資源,以提升服務質素。而隨撥款機制的改變,社署的角色亦由過去的資源監管改為質素監管,以服務成果為投入資源的目標。其實,這是一種較為進步的管理手法,商界也是經常運用的,因此,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

事實上,政府內亦有部門是使用一筆過撥款模式的,例如公務員培訓處。在一筆過撥款制度下,能使部門首長可以在量入為出的情況下,善用資源,無須在每次開設短期職位或新服務時,都要用長的程序,就每一項事情寫文件,層層向上級申請,以節省行政成本,政府亦會同時加強對有關機構進行監管和評核,提高其運作的透明度。

一筆過撥款計劃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回響,而且具有爭議性,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資助機構。由於這些歷史較長的機構有較多年資高的員工,平均薪酬高於中位數,他們獲得撥款額可能會減少。不過,可能其絕對的數字會很大,因為既然是舊的機構,大多數均具有規模。相反,一些小型的資助機構,由於員工平均薪酬低於中位數,將可取得更多撥款,其中48 間更可得到5%或以上的升幅,可見改革措施是有人受惠的。現時已有111 間機構願意接受新制度。這些願意改革、接納改變的機構是應該受巿民尊重的。因此,我們認為改革不能停步,社會各界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正面地回應所有改革措施,透過意見的表達,不斷改善建議。

就有關外判服務來說,自由黨一向贊成政府把服務外判,以節省成本。現時政府已有兩項社會福利服務進行了外判試驗計劃,包括送餐服務和老人照顧服務。我們認為社會各界應細心觀察其進展和成果,政府亦應多聽取業界和接受服務巿民的意見,不斷改善,以滿足巿民的需要。

改革必然會為部分人士帶來不便,因為改革畢竟須付出代價的,我們不否認這點。要改革成功,巿民和業界都必須要積極面對和願意付出。改革能為社會帶來進步,所以,我們並不會因為改革會帶來沖擊便放棄或擱置。邁向二十一世紀,自由黨希望社會各界能本為巿民提高優質服務和提升生活水平的目標,積極面對改革,以完善制度。

當然,剛才有議員說我們的修正案是......因為我們是呼籲不要停止改革,在解釋時亦已說我們只是說爭議性。但哪些是爭議性呢?則是見仁見智的,可能你們認為沒有爭議性的,我們卻認為有爭議性;而且,立法會的一切修正案,均在發言前已按字眼作出修正。

因此,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我們是支持梁劉柔芬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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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就未來社會福利的發展發言。

目前社會福利的政策及目標,主要是建基於1991 年發表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十年人事幾番新,香港社會在過去10 年更經過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和90 年的社會是有很明顯的分別,例如90年的失業率是1.4%,失業人口36 000 現時是5.6%;90 年的離婚申請是6767 宗個案,98 年則是13399 宗;這些問題,是90年制訂社會福利發展白皮書的時候所預計不到的,但現時最急需解決,正正是最需要服務的這些問題。

1991 年當政府制訂社會福利的政策及策略的時候,考慮了社會經濟及政治各方面的因素,白皮書對經濟因素的評估如下,引述:“本港經濟活動已接近全力生產,預料現時差不多全面就業的情況可在九十年代延續下去”。但是,98 年3月至5 月間失業率B升至高水平並維持不降,失業人口一直徘徊在20 萬,失業所帶來的經濟困難,所引起的個人及家庭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而白皮書並沒有訂下助失業人士的福利或服務策略,10 年前訂下的福利政策已經無法處理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此外,每年有56 000 名新來港人士,其中大部分是港人在內地的子女,還有數以十萬計將於未來數年陸續來港,這數十萬內地來的人士有其獨特的問題和需要,如假單親問題、來港後的適應問題,但是整本福利白皮書沒有提及對新移民的問題及服務,這些都顯示出,90 年制訂的福利政策已不合時宜,有需要作檢討。

隨社會發展,新的問題出現的同時,舊的問題及服務需求亦有所改變,但是政府未能因應社會的轉變,重新訂立服務的優先次序以調配資源,結果社會資源得不到最有效運用。過去8年,政府對福利機構的直接資助由18 億元增加到62 億元,但是很多重要的服務仍然得不到資源,原因之一便是因為政府未能將資源調配給最重要的社群,可見,政府有需要檢討社會服務政策,重新釐定服務的優先次序。

當1990 年制訂整體社會福利政策的時候,有關的檢討社會了各項服務,包括老人服務、青少年、兒童及家庭,以及社會保障各個範疇,在社會各階層是經過廣泛諮詢及討論後,取得大眾的共識後,才制訂服務的優先次序。但是,其實現時政府以按照長官意願為主的處事作風,並沒有作全面的規劃,例如行政長官認為長者須多予照顧,便將大部分的資源投放於安老服務,民主黨完全贊同應給予老人家多些照顧,但是,會不會有其他社有同樣急切的服務需求呢?例如,面對失業問題的工友及他們的家人,政府亦有需要幫他們一把,但政府並沒有廣泛討論,亦沒有全盤的規劃,只憑一己喜好作出決定。對於未來社會服務發展,民主黨希望政府尊重民意,廣泛諮詢各界意見,就不同服務範圍,制訂未來發展的重點及計劃後,然後再決定資源的調配。

陳婉嫻議員要求政府制訂新的社會福利發展藍圖,以配合現時的社會需求,但是,社會不停在變,即使制訂了新的社會福利政策發展藍圖,亦不可以一本通書讀到老,制訂社會福利藍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足夠的彈性,以便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因應實際社會需要而調整服務,推出創新的服務。過去由於行政機關制度的僵化,以致不少應付新服務需求的建議無法推行,例如,面對大量內地移民的適應問題,社會服務機構提出為有關家長提供親子及適應課程;面對失業率高的問題,建議為失業人士提供全面的協助,協助失業人士解決工作以外的家庭或個人需要;雖然這些新的構思能提供最適切的幫助,但是由於得不到政府的認可,結果都無法推行,或只能靠那些本身所籌得的極有限的資源來推行。可見在制訂未來的發展藍圖的時候,如何給予社會服務機構更多彈性是一個很重要章節,是有需要詳細討論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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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主席,日前,社會福利局向外界透露,根據政府內部研究顯示,本港每有一萬至兩萬名孩子不回家睡覺,人數之多,佔本港青少年總數的2%!雖然當局承認必須優先處理有關問題,不過,當局同時指出,現行僵化的社會服務制度,令問題難以獲得優先處理,結果,這一批高危的青少年,成為了社會內的“計時炸彈” ─ 這只是本港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

事實上,隨近年本港社會急劇的發展和轉變,加上經濟轉型,本港各種社會問題,例如青少年問題、老人問題、家庭問題、新移民問題,以及失業問題等,正越趨嚴重及複雜。可是,政府卻未有因應本港社會及經濟的轉變,為社會福利政策作通盤的、及時的檢討,而只是“件式”推行一系列革,例如競投外判制度、一筆過撥款的資助模式,但這些改革不但無法對症下藥解決問題,甚至造成社會福利資源的浪費,最嚴重的是對業界人士造成不必要的沖擊。

主席,目前本港社會福利政策的藍本名為《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推出至今已有1 0 年,實在無法顧及本港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福利發展。例如人口和社會變化的預測,白皮書於1991年發表,依據的是1 986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根本無法掌握本港目前人口老化、內地移民數目激增等問題;而在勞動力市場預測方面,白皮書就更與時代嚴重脫節,白皮書預期本港工人仍是供不應求,不過,因為金融風暴及經濟轉型,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素,本港低薪及非技術工人,早已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更值得注意的,是白皮書無法預測社會福利資源的開支增長。在1 991 -92年度,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是50 億元,其中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佔1 0 億元,即20%;在2000-01 年度,社會福利開支將達300 億元,而綜援部分更增至155 億元,佔社會福利總開支50%,由20%增至50%。綜援較1991 -92年度高出十五倍!I因此,港進聯一直強調,假如政府未能控制公共開支的增長,即使香港未來的經濟增長和政府的收入回復應有水平,恐怕仍會增加向市民加稅和加費的壓力。

社會福利開支不斷上升,反映本港社會福利面對的問題和需要,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也意味社會福利政策必須重新評估發展的方向。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3 年以來,積極在各個重要的政策範疇進行改革;例如公務員體制、金融制度、教育制度和醫療制度等,均先後推出全面的改革方案,為何社會福利這一項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至今仍未作全面的檢討呢?為何整個政策的藍圖仍停留在10 年前的階段呢?

主席,社會福利政策問題,歸根究柢只是資源運用的問題,要令社會福利資源得到最適當的運用,同時令公共福利開支回復至正常水平,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整體的討論和諮詢,只有這樣,才能達致本港整體經濟、未來社會福利發展,以及社會福利業界3方面都有利的“三方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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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支持陳婉嫻議員提出的原議案,我主要是支持其精神,我們應制訂1 0 年長遠的福利政策,以配合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轉變。

我剛才聽到多位同事說,政府現時還以九十年代白皮書的政策來應付目前的社會環境,是很不合時宜的,所以應該作出改變。在這點上,主席,我不同意同事的意見。其實政府已不是在使用九十年代的政策來處理目前社會環境的事宜。正如陳婉嫻議員的文件中也提及,政府在數年前已開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一筆過撥款、外判制、取消圖書館的一些發展,改為推行“一校一社工”計劃,甚至將青少年中心的服務改為綜合服務等。從政府的角度來說,這一系列的改革,已是為配合社會的經濟、政治,以至社會需要而制訂的。但問題是,政府達不到陳婉嫻議員所說的要求,便是在轉變當中,諮詢業界和受影響的人士。其實諮詢並不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而這種所謂“靜靜地起革命”的做法,只是“革”了基層市民的“命”,令他們的生活雪上加。我覺得這種做法實在有需要改變,而今天陳婉嫻議員要求政府再改變、再改革,便是改革當中的再改革。我希望政府能朝數個方向來改革,而不是只制訂藍圖便了事。

其實,政府現時是有藍圖的,政府的大方針便是資源增值,所以實施一筆過撥款,以致有關機構將薪金削減;政府實行外判制,機構又把工資削減,這便是現已存在的藍圖。更重要的藍圖是甚麼呢?便是消除社會人士的所謂依賴心態,鼓勵他們不要倚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而須自力更生。政府現時是有藍圖、有方向的,這些都是新的措施,不是九十年代的政策。如果是九十年代的政策,我們今天便不用那麼頭痛了。因為在九十年代,哪有外判制度?我們只希望政府在制訂新的藍圖、策劃新的改革時,不要再以消除倚賴心態和資源增值作為大方向,因為正如剛才我們所說,這兩個範疇的措施其實是在侮辱一些市民,影響市民的生活質素,令其生活質素下降。因此,政府現時整體的方向,便是將我們基層市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拉低。政府帶頭不加薪、實行外判制,但外判制之下卻沒有工資限制,讓外判“判上判”、“再判上判”,判至薪金低至二、三千元。在這情況下,把我們整體的生活水平都拉低了,那又怎能配合其他地區的發展?這便是政府改革社會福利服務的藍圖和方向。今天陳婉嫻議員提出這一議案,經過議員的辯論後,我希望政府能把近數年的改革方向改變過來,不單止是把九十年代的方法改變過來,而是要改變近數年的方向。

多位同事剛才曾表示,我們現時面對很多困局,但政府沒有怎樣面對。我則覺得政府並非不面對,而是政府的面對方法,便是不面對。政府已很清楚告訴我們,它已不再理會這些問題了。我們且看綜援問題,政府並非不理會,而是在思考之後,便說政府不會再理會某些人,例如鼓勵長者與家人同住之後,便不再理會他們了。政府不是沒有面對,而是在面對後,採用這樣的理會方法。因此,我覺得政府這樣做不單止令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下降,還有更令人憂心的,是正製造社會的深刻矛盾。這種矛盾是不斷在貯存藥的彈,主席,我很擔心,不知道這枚炸彈何時會爆發。

大家也知道,社會福利的其中一個目的和效能,便是穩定社會和安定社會。但現時政府不斷削減開支、不斷收縮服務,這到頭來會將社會的穩定和安定推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今天談論了很多範圍,同事也說了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但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須打破一些方針才行。我希望陳婉嫻議員和我們一同努力,打破現時政府新的社會福利方針,否則,便會變得沒有意思。因此,我覺得不單止是九十年代的問題那麼簡單。主席,社會福利政策,除了我剛才所說,是為了紓緩真正有需要的人的困難外,其實社會安定才是最重要和我們須積極考慮的地方。所以我在此呼籲政府,希望政府能懸崖勒馬,不要再沉醉於目前的改革,而須真正面對現實,不要再堅持於目前的政策或轉變,不要將我們深刻的社會矛盾加劇,而要令我們的社會矛盾得到紓緩,否則,那枚計時炸彈便可能會一觸即發。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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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很明顯,我和梁劉柔芬議員的最大分別是,我們對討論焦點中的改革措施的意見。我在議案第(二)部分說明,在我們未完成討論前,應暫停推行有關的改革措施,但梁劉柔芬議員則覺得沒有需要這樣做。

我剛才發言時已經清楚指出,社會服務的使用者、界內機構的朋友和業內社工其實都願意改革,並且歡迎改革。問題在於事情正不斷改動,但在改動的過程中,政府沒有向所有人清楚作出解釋。這樣改革,是否我們所需的呢?

主席,老實說,對於任何改革,我們都抱持一種進步的看法。問題在於當這些改革觸及社會最重要的穩定因素時,便必須小心處理。我相信如果今天﹐董建華先生在,他也可能認為社會穩定是有需要的。現時這些改革正觸動我們整個社會的穩定。﹐董先生的支持度一直下跌,正帶出了這個社會問題。

主席,我身邊很多人都對我們的國家認同,對“一國兩制”認同,希望香港能繁榮穩定,但他們最近也有怨言。這些怨言都是來自最需要社會幫助度過難關的人。我想告訴特區政府,也想告訴工商界的朋友,如果你們想社會穩定,在我們觸動一些穩定社會的元素時,便必須非常小心。

我們現在談論的不單止是員工的薪酬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擔任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知道政府想改革每一個問題時,都會嚇怕外邊很多人,包括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機構,以及有關員工。他們向我們說出很多很多問題。對每一項改革,他們也會走來向我們申訴,例如回國內定居的老人家問題、露宿者問題、有關老人服務的問題、“一校一社工”問題,以及“一筆過”撥款等。他們很多人來向我們提出意見,而不單止是社工。社會上很多很多人湧來福利事務委員會,要求提出他們的意見。要求與我們會面的團體數目,曾經破了紀錄。我作為事務委員會內的立法會議員,看到這種情況,覺得無論對香港的穩定及營商環境,都是不好的改變。不知自由黨的梁劉柔芬議員對此有甚麼看法?

如果純粹以為這是員工的意見,我覺得是錯誤的分析。老實說,這是一個絕對錯誤的分析。如果純粹以為一筆過撥款會令社會動搖對特區政府的信賴,這是錯誤的分析。我的分析不是這樣。我當了年多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看到這種情況,覺得特區政府這樣做是不妥當的。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到,政府以庫務局作主導,又或我們所說的財務主導,作為福利改革的方向,我想向政府及自由黨的朋友說,這對整個香港的穩定是不利的。從巿民對﹐董先生的支持度,我們便可以看到情況。我很希望自由黨的朋友要清楚瞭解我們在討論甚麼問題。改革影響的不單止是社工的利益,(當然,我們也要研究這問題,)我希望自由黨的朋友明白問題所在。

楊孝華議員剛才提出一項意見,我估計是自由黨的意見,令我不吐不快。他說社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沒有效率。我覺得他是錯的,他這樣說對社工並不公道。就我所認識的社工而言,我認為他們是值得我尊重的人。他們不分日夜,好像我們立法會的同事一樣,盡力工作。如果這樣也說是沒有效率,我則極不同意。我覺得要對他們有一個好的評價。如果我們這樣去看這無私地為我們社會服務、照顧需要服務者的人,便正正中了政府的圈套,以為這件事是社工界的問題,但實際上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我很希望在我向自由黨及梁劉柔芬議員解釋過後,(發言時限到了)......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們從來都沒有說社工沒有效率。我們只是說那個制度沒有效率,所以我們要看看如何對整個制度作出改革。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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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多謝各位議員在這次辯論中踴躍發言,提出多項見解精闢、考慮周詳的意見。政府雖然未能完全同意原來議案序言內的措辭,但我們相當認同,在福利工作方面,有需要制訂未來社會福利政策和計劃的發展方向。因此,我很高興可以藉這個機會,說一說政府在這方面的一些初步構思。

我必須強調,我們深信要成功制訂長遠的發展路向,政府必須與福利界攜手合作,而不應該獨立進行。所有關注社會福利發展的人士應該積極參與,合力為社會福利服務制訂未來路向、目標和策略。

特區政府、福利界和社會人士必須首先決定,在福利工作方面,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甚麼,而本港社會福利發展的長遠理想和使命又是甚麼。為了幫助我們思考,我們必須先清楚瞭解,甚麼是目前須處理的重大社會問題,並確定基本的策略路向,進而為各項具有明確目標的服務範疇和具體活動訂立綱領。

我們建議要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在訂立長遠的目標、理想和使命後,在中期階段制訂能夠配合長遠策略的各種服務,並為這些服務訂出切實可行而又能反映社會需要的工作指標。

就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們在有了初步構思後,便會廣泛徵詢意見,並與各有關方面進行磋商。

我們日後的規劃過程必須生活變通及充滿動力,這樣才可以確保我們的計劃能切合未來1 0 年不斷改變的需要。近年來,社會福利開支雖然急劇增長,但我們仍未能完全滿足社會上最殷切的福利服務需求。

在研究各個地區的不同需要時,我們會因應各區的特色,個別進行考慮。明顯地,我們目前僵化的規劃標準,儘管在過往行之有效,但亦有需要進行全面檢討,以確保能夠滿足現今社會的需求。在社會福利方面,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良策,而必須因應個別環境而制訂相應的對策。日後,我們會建立一個定期檢討的制度,以深入評估每項服務是否能夠有效地達到既定的政策目標及滿足市民大眾的需要。這個制度將有助我們監察服務的進展、預測未來的需求、確定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以及提供更妥善的服務。

作為新規劃機制的一部分,我們會定期諮詢各有關方面,包括非政府機構、員工代表和服務使用者的意見,為各個服務範疇制訂為期3 至5 年的中期計劃。內容將包括訂出服務目標、範圍和優先次序,以便達致有關的政策指標;同時,亦會列出在該段期間內各種服務須取得的成效。在每個規劃周期完結時,我們會根據社會的轉變而作出檢討和更新。作為這項策略性檢討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已由兩年前開始手推行多項措施,以改善現有的福利服務資助制度。由於福利界的積極參與,我們已實施透過制訂“服務質素標準”和“津貼及服務協議”,訂明政府和非政府福利服務機構的工作指標。

主席女士,剛才多位議員提到關於“一筆過”撥款的改革,我希望在此為這課題作出解釋。

福利界一直要求改革資助制度,故此,早在1 994 年,我們已委託顧問進行檢討。我不打算在這婺埻z檢討的內容,但我想強調,我們的目標是放激現時對資源運用所採用的束縛式監察,而眼於服務成果,眼於為市民所提供服務的質素。這次檢討的目的,是希望簡化程序、提升服務質素、增加問責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本效益,最重要的是使非政府機構能更生活地調配資源,以配合社會在需要方面的改變。

因此,政府擬訂了一套詳細方案,建議日後採用“一筆過”形式,為非政府福利機構提供資助。我要順帶在這堭j調,政府在這方案的原則和細節方面,已經廣泛諮詢各界的意見。在過去6 年,我們已經就改革資助制度的課題反覆作出諮詢和討論。最近一次的諮詢工作在1 999 年11 月展開,而這次諮詢初期集中於討論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則。政府根據所得意見,製備了一份內容詳盡的諮詢文件,並於2000 年2 月向福利界和其他有關團體發表。其後,政府先後與88 個非政府機構及代表各有關方面的多個組織舉行會議,解釋各項建議。此外,也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和各有關委員會定期提交進度報告。

政府認同,我們須為社會福利政策制訂長遠的發展路向,並與社會人士達成共識,再通過確實的措施,將建議付諸實行。“一筆過”撥款模式是達到這些目標的工具,為非政府機構提供在財政上的生活自主權,協助機構持續提供創新服務及因應社會的轉變而更新現行服務。

在最近的諮詢期內,各界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政府現正根據這些意見擬定“一筆過”撥款方案的修訂細則。我們一向奉行的重要原則,是確保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能夠獲得足夠撥款,以滿足在2000 年4 月1 日擔任認可資助職位的所有員工的合約中的各種承擔。因此,政府知道有許多福利機構都認為,這些至關重要及期待已久的資助制度改革,應該與社會福利政策的長遠和全面檢討,以及制訂策略路向的工作,同步進行。

最後,我希望重申,對於制訂社會福利發展的路向,當局是全力支持的。不過,要完成這項工作,政府須與非政府福利機構、福利服務對象和其他有關方面同心協力,攜手合作。明顯地,我們現行的福利制度和架構未能與時並進,因此,我們必須銳意改革,力求完善。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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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案的表決:

功能團體: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及霍震霆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李啟明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 8 人出席,1 0 人贊成,7 人反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 7 人出席,3 人贊成,1 3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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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我希望所有支持這項議案的港進聯同事和其他議員都會留在位上,稍後投我一票,謝謝各位。我知道大家稍後是會支持我的,亦希望自由黨稍後也支持我,因為我剛才也解釋了這項改革其實並不是一項普通的改革,而是會動搖香港最穩定的社會元素。在當前整個社會的變化下,我們要求社會福利政策必須有一個新的目標,而在未進行討論前,我們是不應改動目前的情況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此外,我亦很想對自由黨的議員或早餐派的議員說,我對局長剛才所說的話很有保留。據他所說,現時在很多事情都是經過諮詢的。可是,讓我告訴大家,事實是並非如此;那些所謂諮詢,只是他和一些人或業界人士的討論。我歡迎這種做法,只是他並沒有把諮詢範圍擴大至整個社會。我想說一說當年我們是怎樣分享那份《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亦想就梁耀忠議員的發言作出回應,告訴他不用擔心。我不是要重複白皮書的內容,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們當時被諮詢的過程。雖然我們不是業內人士,亦不是社工,但作為工聯會屬下的一個勞工團體,我們曾有機會多次向政府就那份《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提出我們的意見。我代表工聯會的婦女事務委員會詢問局長,為何第五章內提及家庭時,沒有包括婦女在內,並且提出在有關勞工的部分,應談到香港在經濟轉型下,勞工怎樣才能跟上社會的發展。當時我們是有機會,循多個道令政府聽我們發言。當時所進行的諮詢,相等於我們現時就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早前就哈佛報告書所進行的諮詢一樣,而不是像現在的所謂諮詢一般。我覺得這些諮詢才是重要的,而我所指的諮詢,是包括社會、業界、政府,甚至專業人士在內,要全面的才能稱為諮詢。

可是,政府在今天究竟做了些甚麼呢?在所有事情上,政府也是在後走。我覺得在整個社會福利政策上,政府正在走回頭路,差不多全部是以金錢為導向,而不是在聆聽了大家的意見後,才在不同的意見中取一個平衡。我想問問局長究竟有沒有做到這一點?例如有關福利的事宜,政府近來是作出了一些改變,但局長卻沒有告訴社會人士究竟改變了些甚麼;又例如一些關於青少年服務的事宜,局長也是沒有告訴社會人士改變了些甚麼。這稱得上是諮詢嗎?我覺得這樣做是不行的。局長剛才說的話,只可以欺騙一些不知情的人,讓他們以為政府正在進行諮詢。主席,今天我很多謝十多二十位同事參與這個辯論。我特別多謝兩位代表工商界的同事,說出了一番很真情的說話。他們其中一位是李國寶議員,他現在雖然不在席,但他今天是特地回來代表他所服務的機構發言,批評政府的一筆過撥款安排;另一位是在席的朱幼麟議員,他本自己所知道的福利服務情況,對一筆過撥款安排作出批評。當政府過去提出一筆過撥款安排時,我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內聽到業界不論大、中、小型機構的憂慮,大家不知怎樣好。局長剛才說甚麼諮詢,其實是絕對沒有的,可以說差不多是“大石壓死”、硬來的。我剛才說過,我們過去能夠成功推行福利政策,最重要的是因為大家有一種夥伴關係,而並非以上壓下。老實說,福利政策從行政以至制訂的過程出現了這麼大的變化,我真的很擔心,不知政府將來是想怎樣。它是想將來可以有一個穩定、繁榮的社會,還是要迫這個社會走向動盪、不穩定的局面?我再三呼籲,政府在策劃發展時,是不能不諮詢大眾的意見,而在進行改革時,亦不能不諮詢業內、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在尚未作諮詢之前,我奉勸政府不要進行所說的改革,因為那些改革只是朝為政府省錢的方向走。

主席,我不想再說,只是很希望所有同事也會基於社會的穩定,支持我的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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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議的表決

功能團體: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劉健儀議員反對。

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及霍震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吳亮星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 8 人出席,8 人贊成,7 人反對,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 8 人出席,1 6 人贊成,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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